一、尊孔与反孔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经临时参议院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如前所述，他掌权后，在文化上推行一种文化复古的专制政策，致使社会上尊孔读经的活动愈演愈烈。
在民间，以康有为及其弟子为中坚掀起的孔教运动，客观上适合了袁世凯、张勋为复辟帝制而尊孔的需要。1912年10月，陈焕章、麦孟华、沈曾植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推康有为为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总会初设上海，1913年迁至北京，次年再迁至曲阜。在此前后，国内各地和海外一些地方都成立了尊孔团体。
康有为是孔教运动的灵魂、首脑。他鼓吹建立孔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特征，“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1]，孔教是宗教，可定孔教为中国国教。康有为指出，欧美发达之国均信奉基督教，法国革命与日本维新皆保存“国教”，唯有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与生番野人等乎？”[2]他力图将孔教宗教化，以使孔教符合宗教定义。他说：“孔子尊天事帝，无贰尔心，明命鬼神、为黔首则，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而知鬼神之情状，孔道何所不有……孔子弟子传道四方，改制立法，实为中国之教主。”[3]既然孔子创设了圣教，则宜遍立孔教会，广为传布，以治人心，定风俗。第二，孔子之道亘万世而常新，适合于共和时代。他指出“或者谓儒家经传，多重伦纲，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诸经旧义，窒碍难行，其道既不适于今时，其教即难施于世宙”的说法，是“未知孔子之大者”，强调孔子大同之道适合于共和之世：“孔子之为道，博大如天，兼备四时……若至太平大同之义，则稍微其文，以待后圣发挥其义……今孔子有平世大同之道，以治共和之世，吾国人正可欢喜恭敬，讲明而光大之。”[4]孔子太平大同之义，只需经“后圣”重新诠释，自能发现人道主义、博爱、平等、自由之说，因而适合现代社会。第三，尊孔与帝制无必然联系。康有为赞赏欧美各国“妙用政教之分离”，政治与宗教两不相碍，两不相失。指出“今吾国亦宜行政教分离之时矣”[5]。孔教可相对独立于政治，提倡孔教与帝制复辟也无必然联系。此外，康有为还强调孔教是“中国之魂”、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千百年来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若毁弃孔教，无异于中华“种族”之灭绝[6]。
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论，强调尊重文化传统，并试图以近代精神对儒学作出转换性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然而，这种“孔教”论在本质上却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并在客观上助长了帝制复辟。因此，康有为等人的复古尊孔言论很快成为众矢之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发表过反对尊孔论、“孔教”论的言论。如章太炎于1913年12月发表了《驳建立孔教议》一文，反对立孔教为国教。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易白沙、吴虞等人，对康有为的“孔教”论进行了猛烈攻击。针对康有为的言论，陈独秀等人的批驳也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宗教已由盛而衰，孔教乃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因此，反对把孔学树为宗教，更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关于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陈独秀指出，由于宗教是反科学的迷信，“西洋教宗，且已由隆而之杀”[7]。他介绍了孔德关于人类进化三阶段的说法，即人类进化经历了宗教迷信时代、玄学幻想时代和科学实证时代。他认为：“欧美的文化，自十八世纪起，渐渐地从第二时代进化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包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云外。”[8]处在第一阶段的宗教迷信现象当属落后无疑，岂能说惟生番野人无教，而把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呢？
关于孔教非宗教，蔡元培指出：“孔子非宗教家，自广义的宗教言之（信仰心），必有形而上之人生观及世界观，而孔子无之；而所言者，皆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之范围。孔子自言无可无不可，孟子评为圣之时者，其不立一定之信条可见。自狭义宗教言之，必有神秘思想，而孔子又无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语神怪……”[9]也就是说，从广义上孔子不搞信仰主义，从狭义上孔子无神秘思想，因此孔教非宗教。陈独秀也强调：“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10]
陈独秀等人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不赞成把孔教写入宪法。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陈独秀指出，以四万万人共有之宪法规定独尊独祀孔氏，阻碍思想信仰之自由，实在武断专横。李大钊在《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等文中也指出，孔子是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国民自由之证券，两者渺不相涉，有人强使宪法与孔子发生关系，欲以宪法之权威为孔教壮声势，是极荒唐、荒诞的。他们均反对独树孔教，独尊祀孔氏。
第二，强调孔教不适合共和时代，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明确指出，孔子生活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为封建时代之道德，所垂示之礼教为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的政治为封建时代之政治，这种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政治是为少数君主贵族服务的，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关，因此，不适合民主共和时代。李大钊表示，他不否认孔子于其生存时代确足为圣哲，但于今日之社会则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11]他们肯定孔子及其学说在宗法社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又强调了这种宗法社会之道德在总体上已不适应现代生活，不适应现代中国社会，从而断然否定了在现代中国建立孔教的可能。
第三，强调孔教与帝制、尊孔与复辟有必然联系，揭露了孔教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反动实质。陈独秀指出：孔教“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因此，“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2]。孔教借君主之力行其道，而君主假孔教之力固其位，孔教与君主相得而益彰。反动势力提倡尊孔正是为了复辟帝制，“中国政治反动一次，孔圣人便走运一次”[13]。
李大钊指出，历代专制帝王把孔丘作为偶像，“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因而孔丘之名“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君主政治之偶像”，并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14]。由此，他认识到帝制复辟需要孔子这尊偶像，而打倒孔家店正是要批判“君主专制之亡灵”。
易白沙揭露了封建君主利用孔子学说的实质和原因。他指出，先秦孔学“不过九家之一”，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尊儒尊孔不过“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孔子学说所以能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其原因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他将历代君主尊孔的秘密揭破无余。
吴虞对儒家的“家庭——国家同质同构”学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判。他明确指出，儒家家国同构的核心在于忠孝两字，忠孝二字连用，居家为孝，出则为忠，教孝就是为了教忠，“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15]。儒家忠孝学说，遂被封建统治者奉若至宝。
鲁迅、吴虞等人还作《狂人日记》、《吃人与礼教》等文，猛烈抨击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罪恶，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历史上的孔教与帝制密切相关，民国以来的尊孔与复辟也有必然联系。这已为民初历史所证明。先是袁世凯为做皇帝而大搞尊孔，正如鲁迅所揭露的：“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16]再是张勋复辟时，孔教运动领袖康有为自始至终参与其中，正如陈独秀在《复辟与尊孔》中所说的，尊孔派都是复辟党。历史事实既如此，孔教是否与帝制相关的争论，也就自然得到了解决。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于1918年辞去孔教会会长，孔教运动随之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