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形式上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使其普遍地变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普遍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变为中国人民所易理喻的形式；二是内容上的中国化，即在内容上以中国革命和实践的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丰富化和发展化，从而产生出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思想界得到广泛传播，为使一般民众易于理解和掌握这些深奥的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的任务便迫切地提到了日程。艾思奇、沈志远等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著名代表。

1934年11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专为大众写的“哲学讲话”——《哲学并不神秘》，此后，他在该刊上每期写一篇文章，到1935年11月，共发表了24篇，后来集结成书，名为《哲学讲话》，又名《大众哲学》。艾思奇在这本自称“入门的读物”中，开宗明义提出“哲学并不神秘”，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他用当时群众熟悉的事例，揭示哲学的真面目。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遇到失业或困难，有人想自杀，有人相信命运，有人奋斗求生，就是因为各人思想的根底不同，哲学思想就是人们的根本思想，是人们对于世界一切的根本认识和态度；为了正确认识事物，我们就要有意识地懂得最正确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艾思奇的每次“讲话”，都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溶化在人们日常习见的、浅显的事例和熟知的谚语、故事中，像拉家常一样，娓娓写来，步步深入，引人入胜。比如，《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观念论和二元论》、《用照相作比喻——唯物论的认识论》、《不是变戏法——矛盾的统一律》等，采取谈话讲故事的体裁，使抽象的观念具体化、趣味化，把哲学从玄妙的宫殿里，拉到了日常生活中，使人们初步懂得了什么是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形而上学等哲学道理；在《七十二变》中，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比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在《雷峰塔的倒塌》中，生动而深刻地论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正因如此，这本书一出版，便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成为一本脍炙人口的畅销书，立即风行全国。从1936年到1948年12月，竟印行了32版。李公朴赞扬说：《大众哲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还是仅有的贡献。”又说：“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者）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是大众哲学，然而，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其后，艾思奇陆续出版了《如何研究哲学》、《实践与理论》、《哲学与生活》、《知识的应用》等通俗哲学读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938年4月，艾思奇首先提议发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日常中也指导人们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式的力量”。所以，“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提议发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实化运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发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运动，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以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推动这一运动的开展，艾思奇、刘少奇、张闻天等人率先响应。艾思奇发表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实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