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蔡之争”
1919年上半年发生的“林蔡之争”，即林纾与蔡元培之间的辩驳，是守旧势力与新文化运动激烈斗争的一个缩影。
林纾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思想保守的文化人。1919年2月至3月，他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妖梦》、《荆生》等文言小说，谩骂新文化运动。其中《荆生》一篇，以田必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说三少年聚谈于京师陶然亭，主张去孔子灭伦常，废文言行白话，结果遭到隔壁“伟丈夫荆生”的指斥和殴打，荆生“指三人曰，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孔子何以为圣之时，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泯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这篇小说反映了守旧文人极端仇视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人，企图借助荆生那样的强暴势力即军阀势力扼杀新文化运动的阴狠心态。
在此之前的1919年1月，刘师培等组织《国故》月刊社，鼓吹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也反对新文化运动。
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著名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从1917年1月开始担任北大校长，他邀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来校任教，使北大的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守旧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和蔡元培非常仇视。林纾在小说《妖梦》中，以“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写某人梦游阴曹地府，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白话神通，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即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和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某人走进学校，内有“毙孔堂”，门上也有一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妖梦》对蔡、陈、胡的谩骂比《荆生》更粗俗，更刻薄无聊，最后请出“罗睺罗王”，将他们吃掉，吃了这些“无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挑起“林蔡之争”。他攻击北京大学开展新文化运动“尽失常轨，侈为不经之谈”，是“覆孔孟，铲伦常”；诬蔑文学革命“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并挖苦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辱骂蔡元培“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还警告他“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公言报》同时发表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篇评论，指责陈独秀、胡适等将“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是“鲁莽灭烈，实亦太过”，“怪诞不经”，“无异于洪水猛兽”。露骨地表现了旧派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憎恨。
面对守旧文人的挑战，蔡元培并没有退让。他读到林纾给他的公开信后，当天即写了《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批驳了林纾对北京大学、对新文化运动的指责。针对“覆孔孟，铲伦常”的指责，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并且质问：北大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他重申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原则，表明了容许新思潮新文化在北大存在的态度。他还反问林纾：“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18]蔡元培义正词严的答辩，使林纾无以反驳。
当时，像林纾这样思想保守的文化人并非绝无仅有。如北京大学复古派教授辜鸿铭，拖着长辫子讲授西洋文学。他于1915年出版《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提倡“尊孔”，鼓吹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东方杂志》于1918年6月从日文译载了称赞辜鸿铭《春秋大义》的文章——《中西文明之评判》。再如刘师培、黄侃等人于1919年1月成立国故社，创办《国故》月刊，以对抗《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
在新文化阵营中，李大钊等其他人也坚决回击了守旧文人的挑战。针对林纾小说《荆生》，李大钊指出：“我正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19]。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杂文，批判了封建卫道士反对新文化的顽固态度。
蔡元培等人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守旧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指责，从而促进了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而且，以自己对待学术文化问题的正确态度对待对方的谩骂和无端指责，以宽容对待蛮横，显示了新文化人的恢宏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