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队伍的分化

当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场革命和由它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对中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其最大最深刻的影响，就是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新文化运动逐渐由一个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发挥了先驱者的作用。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早在1918年，他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1919年5月，他又把《新青年》第6卷第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篇长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此文虽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毕竟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此外，他还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其所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厥功甚伟。

李大钊像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反感与恐惧，其代表人物胡适挑起了西化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第一次论争。1918年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胡适在该文中，竭力攻击“外来进口的主义”的“无用”与“危险”，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情，是“阿猫阿狗”、“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但这不仅无用，而且“是很危险的”。他尤其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即实行社会革命。他说，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他主张社会改良主义，提出要从“具体的问题下手”，一个一个地去解决那些“火烧眉毛紧急问题”，诸如“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俱乐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妇女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等。这无疑是投入革命潮流中的一服极其有害的涣散剂。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他的反驳紧紧抓住胡适对于“主义”与“根本解决”二者的错误见解而展开。他认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前者为后者提供赖以指导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大钊不仅坚持“主义”指导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根本解决”即实行社会革命对于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重要意义。他说，在一个“一切机能都已闭上”的社会里，“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是根本解决”；由此，政治、法律、妇女、家庭许许多多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此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辩驳。马克思主义者也继续批评胡适的观点。如陈独秀于1920年底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批评“有一班妄人”，“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瞿秋白于1924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上批判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爆发，表明了原有的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分化成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唯物史观派”和以胡适为首的“西化派”。

继“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西化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间，从1920年底起围绕“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又展开了新的争论。张东荪于这一年12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认为中国极端贫穷，多数人没有能过“人的生活”，中国需要的是“得着人的生活”，因此要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梁启超发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支持张东荪关于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救中国的主张。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受到了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论争首尾衔接，彼此呼应，又恰好在关系此后中国命运与前途的两大根本问题即社会主义方向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上，构成了一次完整的思想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一往无前的批判精神，取得了对西化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战的胜利，向人们显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无限生命力。从文化史角度看，中国从此出现了文化生力军，它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使新文化的发展走上了光明的道路。西化派坚持资产阶级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视欧洲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继续盲目颂扬西洋文明而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后来甚至宣扬失之偏颇的“全盘西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