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学
西方社会学在清末时开始传入中国，严复、章太炎等人为其先驱。民国建立后，其传播范围日益广泛，研究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形成较为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民国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发展是较为突出的。
民国社会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12—1927年为其形成或奠基阶段；1927—1937年为其成长阶段；1937年以后为建设阶段。其在形成阶段，又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五四运动之前，社会学在中国尚处于萌芽状态。这一时期诞生了我国最早传播社会学的团体——北京社会实进会（1913年成立）；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社会学系——美国人葛学博教授创办的上海私立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13年成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分别于1916年和1917年较早地开设了社会学的课程。陶孟和与梁宇皋合著的《中国乡村与都市生活》，于1915年出版，这大约是我国学者出版最早的社会学专著。此期问世的值得一提的社会学著作，还有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1918），它是国人最早论及中国人口的专著，也是我国使用统计图表讨论社会问题的嚆矢。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向高潮，一批在国外攻读社会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在国内各个大学纷纷成立社会学系，普遍开设社会学课程，培养社会学专门人才。与此同时，为改进社会而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传播西方社会学的译著和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社会学著作，得以大批问世，这一切，都为社会学在中国的扎根奠定了基础。
1921年，厦门大学创办社会学系，成为中国人自办大学设立社会学系的开端。此后，燕京、复旦、清华、武汉大学都开办了社会学系。当时，除大学文科普设社会学课程外，一些法政学院和工商科学校也开设此课。据许仕廉统计，1926—1927年，国内60所大学开社会学课程共308科，其中以开社会理论、社会问题为最普遍，关于社会调查、社会立法、社会服务与行政的只有38科。[9]
早期共产党人，也特别重视传播与研讨社会学。1922年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创办的上海大学，便以社会学为其三个重点学科之一。瞿秋白担任该系主任，亲自讲授“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两门课，深受学生欢迎。当时，用辩证唯物史观来探讨社会理论问题的，还有蔡和森、李达等人。李达1926年出版《现代社会学》一书，探讨了社会学的性质、社会的本质、结构、起源、社会意识、进化与变革、社会思想与运动等问题，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早的系统性著作。
为适应教学和研究的需要，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大量的社会学书籍。同时，也出版了不少中国人自编的社会学著作，除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德普、延年合著的《社会学入门》，常乃德著的《社会学要旨》，这是一般社会学理论书籍的代表；许仕廉著《社会与教育》，顾复著《农村社会学》，两书分别开辟了中国部门社会学新领域——教育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许仕廉著的《社会问题》和马超俊著的《中国劳工问题》，成为研讨社会问题的滥觞；孙本文著的《社会学上的文化论》，属于最早传播美国社会学名家乌格朋文化社会学说的名著，它对幼苗期的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此期的社会学发展史上，社会调查占有着一定地位。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以工农的生活状况为主要内容。多是在外籍教授的主持下，由中外学者联合完成的。其调查的成果也多用英文发表，著名的有《北京：一种社会调查》（1921），《中国农村经济》（1924），《华南农村生活》（1925）等。中文出版的则有《沈家行实况》（1924）。此外，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也是此期社会调查的杰作。
由于注重实地的社会调查，研讨社会调查方法论的论著也因之出现，领先之作为1927年出版的蔡毓聪的《社会调查之原理及方法》，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
这一时期，致力于发展社会学的团体组织除前文提到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外，还有余天休1922年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社。该社出版有《社会学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为推进社会学做过一些工作。后来，由于其自身活动不力，为社会学界所普遍不满。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社会学界》杂志，取代《社会学杂志》成为此后学人发表专业成果的重要园地。
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学进入到显著发展的成长阶段。
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国共政治斗争的加剧，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时代抉择，把认识中国社会的任务越发严重地摆在了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这对社会学的发展形成强烈的“社会期待”。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不仅推动了社会学理论的建设，也直接促使了社会学者对社会现实和改革运动的关怀，因之，社会学的各种理论竞相呈现，应用社会学发展得更快，社会调查的广度和深度，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学社，经过南北社会学界两年的反复磋商，于1930年2月在上海宣告成立。第一届理事会由许仕廉、吴景超、陈达、陶孟和、潘光旦等9人组成，选举孙本文为正理事。机关刊物为《社会学刊》，由孙本文主编。从1930年至1947年间，学社共举行了8次年会，真正起到了组织和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作用。
此期还出现了两个全国性的社会学科研机构：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前者最初成立于1926年，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1929年正式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发行《社会研究》半月刊和《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编辑《中国劳动年鉴》。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筹设于1927年，社会学组由陈翰笙、王际昌主持。这两个机构对于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主要在于组织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社会经济的调研工作。除了在本章“经济学”部分已提到过的有关论著外，较有影响的调查成果还有陈翰笙的《现今中国之土地问题》（1933）、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等。
据有的学者统计，1927—1935年，全国大小规模的调查报告共有9027个[10]，可见调查的发达程度。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同前期一样，极其重视经济因素，所不同的是主持人都为中国人，范围和规模更大，调查更深入，对认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贡献不小。
社会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此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社会学体系和基本理论的探研方面，孙本文较有成绩。孙本文（1891—1979），字时哲，江苏吴江县人，我国社会学最为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社会学的教学、科研和组织工作，是民国学院系统社会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
孙本文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有关社会学的著作几乎涉及这一学科的所有重要方面。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社会学原理》、《社会进化》、《社会学大纲》、《中国社会问题》、《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名词》等。《社会学原理》出版于1935年，是他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院系统社会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该书兼采欧美各家教本之长，将其融会贯通，使社会学知识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且多用本国材料，附有416个社会学专用名词，颇有创新意识。不足之处在于，材料多来自书本，有很浓重的“经院”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方法怀有强烈的偏见。
与孙本文等人不同，李达、许德珩和邓初民等人此期则继续研讨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代表作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和许德珩的《社会学讲话》（1936）等。
在社会问题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也较此前大有进步。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名家汇集，著作极多。许仕廉著有《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论纲要》；孙本文著有《人口论ABC》，并组织中国社会学社在第二届年会上共同讨论人口问题，主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柯象峰的《现代人口问题》收有极丰富的统计资料；陈达为此期最为权威的人口学家，他1934年出版的《人口问题》，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人口著作。此外，其他重要的人口论著还有言心哲的《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分析》，杨振先的《人口学原理》等，这都表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人口学家们还大多提出了限制中国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正确主张，对当时的中国具有积极意义。
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劳工问题的严重，这一方面的问题也受到了社会学家们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和骆传华的《今日中国劳工问题》，前者以理论分析见长，后者以内容丰富著称。
关于社会问题研究其他方面的著作，值得一提的还有潘光旦的《中国之家庭问题》、柯象峰的《中国贫穷问题》等。
在分支社会学方面，发展最快的是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的研究刚刚开始起步。杨开道著《农村社会学》，主编《农村生活丛书》，言心哲著《农村社会学概论》和《农村社会学导言》，为这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29年，冯和法出版《农村社会学大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农村社会学的理论问题。该书曾多次再版，是当时影响较大的著作。
邱致中和吴景超开拓了中国的都市社会学研究。邱致中主编有《都市社会学丛书》；吴景超1929年出版《都市社会学》，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学科的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并提出了以发展都市救济农村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
此期还出版了不少社会调查方法方面的论著，黄枯桐、冯锐、张锡昌、杨开道、言心哲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其中内容最充实、为当时人所称道的是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1933）一书。
1937—1949年，为民国社会学的建设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研究队伍相对集中；社区研究，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社区的研究较为发达；社会行政和社会服务事业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就其精神而言，“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总体说来更加自觉。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各高校的西迁，几乎所有社会学的精英学者都云集西南，将那里变成了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基地。
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社会行政和社会服务的活动增多，促使社会学者加强了这方面的学术研讨。有的高校社会学系还因之增设了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的科目，有关研究著作也大量涌现。主要有言心哲著的《现代社会事业》和主编的《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马宗荣的《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王克的《中国社会服务事业》；曾友松的《战时社会行政研究》等。国民政府社会部（1940年成立）研究室主任张鸿钧主编的《社会行政概论》，对社会行政学的理论说明较为明晰系统。他所主编的《社会行政丛书》也较有影响。其中吴榆珍撰写的《社会个案工作方法概要》是我国个案工作的第一本理论著作。
社区研究在这一阶段的社会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1937年，中国社会学社举行以“中国社会学之建设”为主题的第六届年会，全会一致通过了陈达提出的“国内各大学积极推行社区研究”的提案，并形成决议。抗战期间，社会学者疏散到西南民间，得以更直接面对现实，于是社区研究蔚然成风。
所谓社区研究，就是以美国的人文区位学理论、特别是英国的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现代社区的实地调查和分析。它不仅注重了解社区的静态情形，还要探查其变迁态势，强调社区之间的文化和制度比较，以动态地把握社会的总体结构。吴文藻是这种研究最有影响的早期倡导者。他的学生费孝通、李安宅、林耀华，以及老辈学者陈达，为此期最有成绩的实践者。
费孝通早在1936年即于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作过调查，写成《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一书，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引起了国际社会人类学的关注。抗战时期，他接替吴文藻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率领研究人员集中调查了禄村、易村和玉村，将其部分成果合成《乡土中国》（1945）等书出版，以中国的事实说明乡土社会的特征，勾画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并对社区研究作了理论概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学理论意义，受到了国际学界的重视。
李安宅此期主持了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他和林耀华的主要贡献，是对少数民族社区所进行的研究。
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也是致力于社区研究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机构。该所在云南地区进行了一些有创造性的户籍调查。他本人在此基础上，还写出了《现代中国人口》（1946）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专著。
在社会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孙本文厥功甚伟。他此期出版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1942）、《社会心理学》（1946）和《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是致力于社会学理论中国化建设的代表作。《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概括论述了当时中国主要的社会问题40余个，集此项研究之大成；《社会心理学》综合世界各学派的理论之长，结合中国的实际，构成较为完整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当代中国社会学》则总结了社会学传入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明确提出了“今后社会学者应致力于中国化的社会学之建立”的任务。此外，这一时期，以他为主任委员的社会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最终审定并于1941年公布社会学译名1579个，这对社会学在中国的生根，意义也非同寻常。
总之，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建设和以费孝通为翘楚的社区实地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学已进入一个自觉发展的阶段，虽然他们的工作离“社会学中国化”任务的完成还很遥远，但却对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