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的佛教文化

二、活跃的佛教文化

民国佛教文化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各派佛学的百家争鸣

欧阳渐是唯识学巨擘，他以印度的瑜伽系佛学为准绳，推崇虚妄唯识宗，但对华严、般若、涅槃诸学也有深入的研究。《竟无内外学》26种是其代表性著作。太虚是出家新派的首领，其思想融贯中西学，崇尚真常唯心系，著有《道学论衡》、《楞严摄论》、《楞严研究》、《起信论研究》、《觉社丛书》、《佛乘宗要论》、《唯识新论》、《维摩诘经讲义》等佛学书籍。月霞是华严宗的代表，对传统华严系佛学如杜顺的法界观及法藏、澄观的著作都有研究，经常赴各地讲授华严典籍《楞伽经》、《维摩经》、《华严经》，有《维摩经讲义》等书存世。弘一将南山律宗发扬光大，对佛家戒律之学研究最精，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等佛籍。谛闲组织观宗学社、弘法研究社弘传天台宗教义，著有《圆觉经讲义》、《大乘止观述记》、《教观纲宗讲义》、《金刚经新疏》等。谛闲弟子倓虚、道阶、默庵也积极地宣讲天台宗。印光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在他的大力弘传下，该宗在佛教界影响很大，皈依弟子遍及海内外。著有《净土决疑论》、《印光法师文钞》等。禅宗的代表人物虚云积极主持南华、云门等道场，宣讲禅学，力图保持该宗的影响。各派人士还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宣传自己的教义思想，当时著名的佛教刊物有《海潮音》[30]、《佛化新青年》、《佛学月刊》、《佛学丛报》、《觉群周报》、《中国佛教季刊》、《现代佛教》、《正信》、《世间解》、《觉有情》、《佛海灯》、《佛化周刊》、《人间觉》、《圆音月刊》等几十种。

（二）现代佛教团体的组建

1912年，敬安、道阶等僧人发起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1929年，中国佛学会成立，太虚为会长，不仅吸收佛徒参加，而且吸收不信佛但又研究佛学的人士参加。该会定期举办佛学研究会、座谈会。1930年，太虚、圆瑛、谛闲等人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以之为全国佛教的最高机构，但不久新旧两派失和，该会名存实亡。总的说来，民国时期，全国、各省区都建立过佛教协会等现代团体，起了一些作用，但未能发挥大的功用。

（三）佛教教育的现代化

民国佛教界受西方、日本新式教育的影响，开始对佛教徒进行现代学院式教育。全国各地，由出家僧和居士创立的佛学院为数不少，最著名的是欧阳渐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1922年成立于南京，办学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设教学、研究、述译、考证等学科，及刻经、宣传、藏书等事科。学校成立头五年，着重于教授学生法相、唯识要典；倡导居士可以住持佛法，奠定居士道场之基；编印唐代唯识学著作。1928—1937年着力于整理佛典，编《藏要》3辑，共300余卷，收佛典50余种。1940年编印《精刻大藏经》，1952年停办。共培养学生数百人。

武昌佛学院成立于1922年，开设有法相唯识学、传统佛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等课程，1932年学院设立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藏书22428种。学院的学生可以自由地研习各派佛学教义和科学、哲学、外文等新知识，并将其融会贯通，以期养成学通中西、富有革新精神的新一代佛教人才。武昌佛学院因其独特的办学风格而很快名震全国，成为僧学子们的向往之地，为僧学教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太虚、欧阳渐等人的带动下，各地佛学院纷纷成立，较有影响的有闽南佛学院、江南佛学院、法源寺佛学院、河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华南佛学院、华严大学、极乐寺佛学院等。这其中有的为革新派创立和主持，有的是由月霞等守旧派建立的。

佛教界还派人赴德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留学，学习古印度佛学、密宗、小乘佛学及梵语、巴利语等。其中学成回国并较有成就的有持松、显荫、王弘愿等人。

上海还成立了佛学书局，专门印行佛学书籍。佛学热使其他非专业书局也纷纷印行与佛有关的著作，如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

（四）佛学研究的兴盛

1.佛界旧派对佛学的研究　具体而言，是指禅、天台、华严、净土、律诸宗人士及其团体对传统佛学的研究。他们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一批专著。研究范围，涉及《大乘妙法莲华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地藏经》、《梵网经》、《心经》、《四十二章经》和《大乘起信论》等。

2.太虚新派的佛学研究　太虚的弟子中，法舫研究小乘佛教，大勇研究密宗，至于印顺，在印度大小乘佛学的澄清疏解方面，当时少有人能与之并驾齐驱。他把大乘佛教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系，认为性空唯名系最权威、最究竟，这就与其师太虚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印顺的观点得到了世界佛教研究界的认同。印顺著述颇多，有《般若经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佛法概论》等40余部佛学、佛学史著作。

3.居士的佛学研究　这又以欧阳渐、吕澂、王恩洋、韩清净等人为代表。吕澂精通日、英、梵、藏、法、德等多种外语，对印度古佛学、中国传统佛学、藏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纲要》、《西藏佛学原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等。王恩洋研究唯识学，著有《佛法概论》、《八识规矩颂释论》等书。韩清净是北京三时学会的主持人，也是唯识学大师，撰有《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丛编》等。另外，梁漱溟年轻时笃信佛教，曾以居士的身份对佛教进行过研究，我们在这里顺便加以介绍。梁漱溟认为佛学即佛教、佛法，都是指“释迦牟尼佛（Sakyamuni）一代所说之教法”。而佛的意思是觉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故名为佛”。他觉得“佛法”的称呼最合适，因为佛的教法既有别于通常宗教，又不属于学术一类，因此“称之为佛教或佛学皆觉未适，故余恒称之为佛法。然佛法实宗教也”。对于有人提出的佛法即哲学的看法，梁提出反对，认为佛法不是哲学，但佛法中确实包含有哲理，哲学家可以搜集、研究之，但不能把佛法视为哲学，佛法是一种最高级的宗教，也即“圆满的出世法”。

梁漱溟接下来就对“宗教”的意思进行了解释，“所谓宗教的，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梁的话用通俗一些的语言来讲，就是：宗教，就是用人类现有的知识以外的事物，谋求使人类的情感、心灵获得安慰勉励的东西。“超绝”的意思，是“在现有的世界之外”。梁漱溟认为，宗教对于人类“是有他的必要，并且还是永有他的必要”，“宗教无疑是人类在其文明史上所有的一伟大作品……宗教殆且与人类命运同其终始”[31]。梁这样讲，是因为他觉着人类的生活多是靠着希望来维持的，而宗教可以维持人类的希望。而且，宗教对于人类社会还起着“统摄团结”、“统摄驯服”的作用，使人们因一个共同的信仰而凝聚在一起。

而佛教这种宗教，在梁漱溟看来，除具有一般宗教的上述特点外，还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出世间”，二是“救拔众生”。梁漱溟讲，其他宗教倡言救世，都是为了谋求人类的生存发达，其范围只限于人类，而佛教倡言救世，则不限于人类，而是遍及众生。佛不以人间为乐土，而倡导“涅槃”出世，进入圣界，且六道众生皆拔脱轮回之苦，同入极乐世界。他强调说：“佛教者，以出世间法救拔一切从生者也。（众生或称有情，一切含生者之谓也）故主出世间法而不救众生者非佛教，或主救众生而不以出世间法者非佛教”[32]。这里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即梁漱溟对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看法。因为他不止一次说过：小乘讲出世，只重个人修得“涅槃正果”，因此“偏而未圆”；而大乘提倡出世又入世，“不舍众生”，“利济群生”，因此“圆满圆融”。按照他所讲的佛教的两个独特而重要的特征，小乘教显然与“救拔众生”这一条不符，梁倒没有因此否定小乘教是佛教，而只讲它是“原始佛教”，但大小乘佛教在他心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很显然，他是推崇大乘佛教的。

对于佛教教理，梁漱溟在《印度哲学概论》一书中有详细的说明、论述，对其具体内容，我们在这里不作介绍，而主要来谈一下梁漱溟自己对佛理的一些独特看法。

他认为佛教教义中的“阿赖耶识”说，是“证觉本原”之说，它能使人“究”出世间诸苦的根源；使人明白“无性”也即真实自性是人的本心本性，是人一切痛苦快乐和世间万物的“元”，也即产生的根源。

而“阿赖耶识”说不能靠推理、常识得知，它是不可思议的，“不原于见闻觉知”，而只能靠人的觉性直接感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阿赖耶识”说是世界的“元始问题而究竟问题也”。那么，在梁漱溟的眼中，“阿赖耶识”到底指什么呢？他讲，“阿赖耶识”，即“《起信论》云：‘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者是也”。这也就是说，在梁看来，“阿赖耶识”是《大乘起信论》上所说的一切众生都有的同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生不灭，集生灭于一体，能够统摄万物生成万物。

4.学术界对佛学的研究　在这方面较有成绩的有熊十力、梁启超、陈垣、汤用彤、胡适等人。熊十力曾师从欧阳渐学习唯识论，但后来由佛入儒，创立了新唯识论。该论的主要内容是“离心无境”说。熊十力认为传统唯识学主张“唯识无境”，是把“识”与“境”截然分开了，实际上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是互为依存的。因此应该说“离心无境”，即万物是通过人的本心显现出来的，离开了人的本心，万物就无从显现。反之，人的本心的种种作用也只能通过外在事物得以显现。人的本心，就是指人类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本体，也即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本体。“境”则指物的现象和心的现象，也即万事万物，万事万物是一种“真有”，只不过不离开人的本心而独立存在。他说：“唯识为言，但遮外境，不谓境无。以境与识同体不离，故言唯识”[33]。而不是指的什么“唯识无境”。

这样，熊十力就给了佛学中的唯识学新的诠释。他接着解释说：“唯者殊特意，非唯独义”，唯识学讲的不是什么只有识，没有万事万物；唯识学真正的主张是：识是一种特殊的本心，它是宇宙的本体，万事万物不能离开它而单独存在。

这样，熊十力就通过重新解释佛学原理而建立于一种新佛学理论。

熊十力的新佛学还包括他的佛教哲学说。他讲：“佛家哲学，以今哲学上术语言之，不妨说为心理主义，所谓心理主义者，非谓是心理学，乃谓其哲学从心理学出发故”[34]。在宇宙论方面主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主张万事万物都不离开人的本心而独立存在；在人生论方面，它以人心去除污染，求得清净，使人能达到智慧境界，去苦得乐为人生的最高祈望；在本体论方面，它主张人的本心就是宇宙的本体；在认识论方面，它认为真理的获得，始于解析之法，再通过证会的过程，最后止于想象揣度。

对于佛学的价值，熊十力也有所论述，他讲：“佛家于内心之照察，与人生之体验，宇宙之解析，真理之证会……皆有其特殊独到处。即其注重逻辑之精神，于中土所偏，尤堪匡救”[35]。

梁启超对于佛学研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学的考据、辨伪方法；注意地理学与佛学的关系；注重整理、研究佛典，特别是原始佛典；把目录学引入佛学研究，强调佛教经录的价值。其研究成果颇丰，著有《饮冰室佛学论集》等。

陈垣对于佛学的研究，主要在佛教史方面。著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书。他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在学术界颇受推崇。

汤用彤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等书，在佛教史研究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胡适运用西方及乾嘉的治史方法研究禅宗，对禅宗史颇有研究，对禅宗人物、典籍也很了解，考证出了《六祖坛经》是伪经。但他没有自己的对于佛教大义、佛教整体特征等的宏观认识，而之所以会如此，按耿云志的话来讲，就是“他的着眼点和用力处不在佛教的教义和禅宗的禅法透解，而重在揭示历史”。胡适本人后来则干脆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禅宗佛教里90%，甚或95%，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36]

（五）佛学与西学的交涉、交融

在这一问题上，有关各方也是百家争鸣。在佛学与科学的关系上，既有“科学为本论”，又有“佛学超科学论”、“佛学统摄科学论”；在佛学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潮的关系上，佛界人士一方面肯定后者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并在对比了佛家和世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观后，总结指出：佛家所说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要比世人所言高明得多。世人所言“根于权利，故其所豫期者，不必能实现，而先已召乱”，而佛家所言“根于心性，故其果报也，得涅槃大乐；而其华报也，善人满地，世成吉祥”。因此人类要获得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宏扬佛化，随顺佛心”；在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当时佛教与基督教基本上是和平相处、各求发展的，但由于双方所处的外在环境相同，内部存在的教徒素质不齐、因人损教等问题相近，所面临的顺应时代、改革图存、振兴自身等任务相似，因而也有所交流，甚至发生争执辩论。两教各有一些人撰文，对比评论双方的教义、思想。总结起来，共有四种代表性论点，即“佛耶相同论”、“佛耶相异论”、“佛耶同异兼具论”、“佛耶取长补短论”。尽管大家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佛界多数人士承认的，即基督教有三个长处值得佛教界学习：不离世间，建设人间宗教；以革命的精神来阐发教义；厉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作为补充，我们还想介绍一下民国时期的民间佛教文化。当时禅宗、净土宗在民间最为流行，因为这两宗的说教和成佛方法最简宜。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和弥勒佛是一般民众最崇信的佛教神灵。

民众拜佛的主要形式有烧香、叩头、吃素、念佛、上供、施舍、许愿还愿及自发参加各种佛教节日，如阴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二月十五的佛涅槃节、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等。这些活动因人因地而稍有不同。如吃素，有的人长年吃，有的人则分期吃。一些人吃“观音素”，“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十九日）……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是”[37]。

吃素、念佛、上供多是在信徒家中进行，而烧香、叩头、施舍、许愿、还愿等大一些的佛事活动则多在寺庙中进行。当时寺庙把这些居士分为三六九等，对于官员、富人，多由方丈亲迎，并好吃好住好招待，亲陪上香，亲受施舍。而这些人每次到寺，也刻意讲排场、摆阔气、为显示自己，也每每出手大方，施舍寺庙银钱，特别在还愿时更是如此。对于一般信徒，“则是任其来往，称为是‘随喜群众’，只有寺内一般执事招待”[38]。

信徒到寺庙叩头、烧香、拜佛，一般是遇到了大事、难事。他们认为观音菩萨心肠最软最好，所以重点参拜观音。信徒们“群往（寺院）拈香顶礼，尤以妇女为盛。多有联集观音会，醵资为礼神用费，热闹极盛”[39]。

寺庙中的和尚、尼姑从事的社会性质的佛事活动主要是为有钱的信众做水陆佛事、吉祥道场或荐亡道场，总称水陆道场。地点可在寺庙内，也可在信徒家。水陆道场费用大，用人多，一办就是七天，“迎神请鬼，普济孤魂，昼夜不断，经声佛号，钟鼓齐鸣，法器齐奏，真是别有洞天”[40]。花钱举行这种佛事活动的信徒，有的是为了追悼逝去的亲人，使其超升西方极乐世界；有的是为自己延年益寿，求福免难。

最热闹的佛事活动多发生在佛教节日里。除隆重的纪念活动外，还要举办打七、念佛、念经、拜忏、祝愿等活动。因为是佛的节日，所以信徒们格外虔诚，纷纷向寺庙捐钱捐物，还要举行仪式。最隆重的仪式叫“十供养”，又名“十献”，即献香、献花、献灯、献果、献茶、献宝、献如意、献衣等。其中以“献宝”为最表诚心。所献之宝，计有金元宝、金戒指、金手镯、翡翠饰品、玉石饰品、银具、珍珠、玛瑙等，至于金钱布施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