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牺牲前其起义军情况及江口沉银事件
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定边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起义队伍，并自号“八大王”。
张献忠从小喜欢研读兵书，起义后作战有勇有谋，决策果断干脆。其队伍也从几百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当时各路起义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张献忠先后收了四个骁勇善战的养子，分别叫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其中孙可望年纪最大，他们四人被称为“四将军”。
张献忠部的战斗过程跌宕起伏。他转战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后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攻克成都，并分遣四将军攻占汉中、保宁、龙安、茂州、雅州等地。至十月，四川大部分地区被张献忠占领。同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而就在同年稍早前，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上吊，明朝中央政权灭亡。同年四月，清军在山海关击败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李自成兵败南逃。五月，清军占领北京。十月，清朝定都北京。
关于张献忠在成都地区的统治情形，《明史·张献忠传》描绘得最为血腥。上面说张献忠天生就喜欢杀人，只要一日不杀人就郁郁不乐，还举了些具体例子：有一次张献忠谎称要开科取士，把读书人都集中到青羊宫，然后把他们全都杀了；他大量屠杀成都老百姓，并将其全部埋于中园这个地方；遣四将军到各府县去屠城，并且美其名曰草杀；张献忠在大臣们上朝时叫出数十只獒犬，獒犬闻到谁，张献忠就命人把他立即拉出去斩首，美其名曰天杀。最后在张献忠的统治下，“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体皆生毛”。《明史》的这些描述，现在读来都让人毛骨悚然。
据郭影秋同志分析，真实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张献忠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他杀得最多的是地主豪绅阶层。但其大肆搜刮民间金银财宝应该是真的，否则哪来的那么多沉银。
明朝中央政权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后，在中国南方地区，短暂地出现过几个由明朝残余力量建立的政权，史称南明政权。因为其中的永历政权与云南有一些关系，因此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崇祯十七年五月，史可法及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但弘光帝在位仅八个月。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朱由崧逃亡芜湖，被清军俘获，翌年在北京被清军处死，时年四十岁。
朱由崧死后，同年，郑芝龙、黄道周等人扶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登基，改元隆武，史称隆武帝。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入福建，隆武帝在汀州被俘。八月，隆武帝绝食而亡，时年四十四岁。
弘光元年（隆武元年，1645年）闰六月，张国维、钱肃乐等在浙东起义反清，拥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史称鲁监国。隆武二年，清兵攻取浙东，鲁监国流亡海上，至永历七年（1653年），取消监国名义，后病死在金门。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尽管清军压境，明朝这些人的生命危在旦夕，但福州的隆武政权和绍兴的鲁监国政权在共存期间都奉自己为正朔，互相攻击，互斩来使，仇恨比跟清朝还深。
其实到了清顺治三年（1646年）初，成都地区的气氛就比较紧张了。年初，清朝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从成都北面向大西军扑来。而当时成都的南面有南明将领杨展的部队，东面亦有南明曾英、王祥率领的军队阻止清军东下。
顺治三年七月，张献忠决定北上陕西抗击清军，这时他已有了联合南明共同抗击清军的想法。他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江口沉银”事件就发生在他从成都撤退的途中。据《蜀难纪实》记载，部队从水路出川时，由于银两太多（“累亿万，载盈百艘”），木船载不下，张献忠便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他本来打算在江流狭窄的地段再将银锭打捞上来，但后来部队遭到阻击，江船阻塞江道，所以大部分银两沉入江中。
十一月二十六日，鳌拜率领清军轻装前进，对大西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张献忠被清军射杀，年仅四十岁。
在2010年召开的首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专家都肯定了张献忠的军事才华，认为他不仅敢于战斗，而且善于战斗，又领导农民军奋起抗击清军——当时的入侵者，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后人铭记。
江口沉银的发掘工作收获也很大，截至2018年4月，经过数次发掘，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面积达20 000余平方米，出水文物40 000余件，初步发现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的文物上千件。最为珍贵的是2016年1月在遗址中心区域发现的金封册。其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刻有29个字，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发掘成果证实了“江口沉银”事件相关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交代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及当时各路政权的历史背景后，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回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