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军对云南的治理
（1）在招降纳叛方面。前面讲过，孙可望开始领导大西军时，就明令部队“非接斗，不得杀人”。到了云南以后，孙可望非常注意与明末本地的勋臣、流官及土司等势力进行合作。李定国招抚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令各安农事”。孙可望又利用沐天波的世袭勋爵身份，行文招抚各地土司，各地土司次第来归。此外，他将各府、州、县流官手中的明朝印信追回，重新任命。
（2）在政权组织建设方面。据郭影秋《李定国纪年·1648年》载：“明致仕御史任僎，滇人，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以干支纪年。内修政治，以任僎为礼、兵二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丁序焜为户部尚书；张虎为锦衣卫，马兆熙为学院。”[3]这样，政权组织算是正式建立了。
（3）在开科取士方面。孙可望政权非常注意人才的选拔工作。他曾于1650年命马兆熙考试滇南生童；1654年春命孙顺考试滇南士子，取解元高应雷等32名；1654年秋设乡科，取陈士基等54人；1657年秋举行云南乡试，取王肇兴等54人。这些人才的选拔为云南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刘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国东出两广、湖南，孙可望对所占地方派设了不少官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从云贵人士中选拔的。
（4）在广开言路方面。孙可望政权令“地方上无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还“传示各府、州、县，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4]孙可望政权在治滇的初期是很用心的，也展现出一丝与明末腐朽的官场气息不一样的新风气。
（5）在吏治建设方面。孙可望在政权建设之初就专门“命王应龙行巡按事，巡察两迤”，并“奖节孝，复乡饮，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访察，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斩首”。举一个例子：“访姚安府知府谢仪贪酷，孙可望差官持令前去，立拿于署前斩首传示，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南明史》中也举了《明末滇南纪略》中的一个例子：有一次抚右营的兵马从昆明到禄丰去驮粮，回来时在草铺歇息，有一个士卒失手伤了一个在路旁玩耍的2岁小儿，百姓们喊叫起来。杨总兵得知后，将该士卒杖40军棍，罚银10两。没想到，草铺的地方官把这件事告诉了刘文秀，等运粮的队伍回到昆明后，刘文秀认为杨总兵处理得太轻了，竟要将杨总兵打100军棍，后来还是在场的众官员力保才免打。但那个伤人的士卒就没那么幸运了，被刘文秀捉到小西门外枭首，他的头被传送到草铺，算是给草铺百姓一个交代。
孙可望大西军云南政权，在吏治建设上是干脆果断的。
（6）在恢复经济方面。孙可望吸取明末土地被官绅豪强大量占据的教训，分据民田，出令招抚百姓回家务农，不足者给予耕牛、种子。孙可望政权将云南府属军田地分成若干营庄，强行将田租由十分之五降为十分之一，再由部队跟种田的农民四六分成，令各营兵将“住坐就食”。他们对口粮配发实行定额管理，“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他们鼓励民间贸易，但不许军士参与。可见，禁止部队参与经营活动，可不是新中国才有的。“民以生意茂盛，乐于
运”。大西军还将随军家属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为军队做衣服。那个时候，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比中原落后，中原地区早已通用钱币，而云南还在大量使用贝币，这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发展。孙可望当局先后铸造了“大顺钱”“兴朝通宝”等，禁止以前的贝币流通，这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经过大西军的整顿，云南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用今天的眼光看，大西军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各生产要素有效组织起来，为社会供给更多产品，并在分配上下功夫，以填饱人民群众的肚子。《明未滇南纪略》记载，整顿当年就“倍于曩昔”，次年又“大熟，百姓丰足”，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己丑（1649年）元宵，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以致“云南百姓播时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
（7）在税赋征收方面。大西军进入云南之时，曾大量采用向地主、土司摊派粮饷的办法解决生存问题，但随着治理的深入，税赋政策得到优化，有效减少了地主土司阶层的反抗。
大西军强行减少地主的田地租金，将田租由50%减为10%左右，视田地的产出情况，由政府与耕种的农民五五分成；鼓励民间开矿，由开矿者自备工本开采，政府只收取税收；将黑井、琅井这两个产量最大的盐井收归官营，商人凭当局签发的盐票到盐井买盐；私人负责开采的盐井，政府与私人按四六开分享所得。云南共有黑、白、琅、云龙、安宁、阿陋、只旧、弥沙、景东九处盐井，大西军统治时，云南盐业十分发达，据估计，每年来自盐课的收入多达白银十余万两。
通过对经济社会的整顿，大西军的财政收入逐渐充盈。这也为接下来大西军三路出击，向清军全面开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8）在户籍管理方面。大西军在云南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官府在每家门前设一块户籍牌，在牌上写明这家老小的姓名、性别、岁数，以备查验。同时，他们给所有的男人签发一块腰牌，腰牌上写明年龄、相貌特征、住址，跟今天的身份证相似，只是没有照片。女性一般不允许出门。他们也严格地监控人口流动。例如，乡下人进城，要将腰牌交给守城士卒查验核对，然后将腰牌挂在城门内月城右廊，等办完事出城时再取去。城里人到乡下办事，也是一样的做法。大家看着是不是都会莞尔一笑？这不是跟我们今天到政府机构办事的程序是一样的嘛！
如果没有腰牌怎么办？有办法，看门的士卒会问清情况，做好登记，然后在你的脸上盖个章，你办好事回来时，他们查验完成才放你走。如果你来昆明办事，脸上有一个印章，那说明你就不是本地人，这在今天有地域歧视之嫌了。[5]
（9）在工程建设方面。工程建设是历朝历代都要搞的，大西政权也不例外。1647年八月，就在刚刚立足稳当后，大西军便开始在五华山上营建孙可望的平东王府，亦称秦王府或东府。为将王府建得“穷极宏丽”，孙可望可谓下了大功夫。《明末滇南纪略》记载，其“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脚宽六尺。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殿悬五龙，设螭陛”。安西王李定国以原布政司署作西王府，后称晋王府，在今天的威远街；抚南王刘文秀营建南府，后称蜀王府，在今天科技馆以北；定北王艾能奇驻今云南大学内的贡院，称定北府。
大西军增修昆明城池，内设重城，作敌楼突门数十，又于南门外毁民居万余，作御教场。殿宇将台，一改昔日之规模，极其宏大。
大西军还兴修水利，疏浚海口，扩大水利灌溉面积。
总而言之，在工程建设方面，民生工程见于记载的少，楼堂馆所建得多。
（10）在部队建设方面。孙可望政权在部队建设方面确实是可圈可点的。其在兵种建设上也取得了进步。一是增加了象队。明末时，我国南方大象比较多，在南明时期的各类战争中，经常可以看到象队的影子。大象用于战争的优势是明显的，清军骑兵的马很害怕大象，交战时，不敢靠近，常被冲乱。二是增加了大理“能赤脚打仗，不畏矢，执标枪大刀，常以少胜多”的少数民族战士。经过整编，部队扩大到20余万人。
当然，大西军在军纪方面更是严格。他们每天太阳刚刚升起就要开始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平日小操。凡发兵征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看到有部队经过，当地老百姓就会把酒肉拿出来卖给士卒，不论银之轻重，酒一壶即与银一块。这些老百姓都因为卖酒肉而发了小财。若有抢老百姓东西的，斩立决。这跟我们今天堵车时便有附近老乡来卖方便面差不多呀。
讲到部队建设，我们还得说一说大西军的武器装备。孙可望政权在云南设置了四所杂造局，专司兵器研发制造及修理。他们把各府县有技术的工匠全部集中起来，分配到杂造局中，发给粮饷，让他们专心打造修理兵器。军队中的弓箭、盔甲、交枪等兵器只要有损坏的，送至局内，记下部队番号、姓名，三日内就可以换一件全新的装备。
从以后大西军的战斗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西军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这与清八旗入关后战斗力迅速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部队较强的战斗力，为孙可望大西军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国抗击清军的主要力量，为今后其对清军造成沉重的打击奠定了基础。
（11）在少数民族及宗教政策方面。孙可望充分利用了明朝所封黔国公世镇云南200余年积累的号召力，其对各土司的招抚、调遣主要由沐天波具体办理。他们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及信仰。举一个例子，1647年李定国率军攻克丽江，当地人多礼佛，并且佛相都是用金银铸成的。为了筹措军费，李定国命大西军将士将佛像击碎，充作军饷。但过了不久，孙可望就改变了政策，明令保护寺观，甚至带头刻印佛经。他们的这些举措，促进并巩固了统治。
以上，从11个方面简单地梳理了孙可望对云南的治理情况。孙可望对云南的治理取得成效，绝不能简单归功于他们四兄弟的英明。明末，全国已成乱局，政令不畅，社会秩序已基本无存，人民群众已经不可能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但凡有一股力量能稍事整饬，让社会恢复一点点秩序，整个社会的生产状况就能得到明显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