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对外文化交往远早于北方

据王懿之先生对傣文史籍《帕萨坦》的研究考证^[4]，“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既不是公元十二世纪，也不是公元八、九世纪，据传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就到东南亚及我国西双版纳一带传教”。“公元前后，佛经、佛像相继传入”，景洪、勐龙、勐海等地也相继建盖了佛寺及佛塔。

王懿之认为，“大乘佛教是公元1世纪经北传路线于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内地的”，而中国西北的僧人在敦煌莫高窟凿下第一个洞窟则要到公元366年了。（余秋雨《文化苦旅·莫高窟》）

要之，云南先民在未内附前，利用其与缅北地区人民“历史地理上连成一片”，“傣、掸等即是同一民族”的优势，开展以对外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对外经济交往，这比当时主导华夏文明的北方地区早两个世纪；同时开展的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文化交往，则比北方地区早四五百年。

今天，云南对外交往的历史及过程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对外交往史的一部分。尽管云南先民以务实、内敛的性格著称，但蜀身毒道的开通在整个中华民族对外交往史中无疑是一项遥遥领先、先声夺人的壮举。

【注释】

[1]《简体字体二十四史·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02页。

[2]何耀华总主编，李昆声、钱成润主编：《云南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

[3]王懿之著：《云南上古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

[4]王懿之著：《云南上古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