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年代
万:于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您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童年的事情吗?
于:都过去好多年了，早忘记了。我是无锡人，我小时候都是旧军阀，还不是蒋介石的时代，是旧军阀内战，打来打去，一会这个军阀来，一会那个军阀来，所以那个时候也不是很安定的。到后来蒋介石来了，比较稳定一点，但是也不是很好。一下子日本人来了，日本人一来，那不是要逃难吗?我们小时候和你们不一样，我们都是军阀打来打去，这个社会不怎么安定，国家也不富强。
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在天津的工厂里面上班，家里只有母亲。我很早就入小学读书，那时已经不读私塾了，初中上完读高中，高中后就上浙江大学。小学时成绩没什么概念，大学时成绩还可以。
万: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化学感兴趣的?
于:中学有个化学老师，化学教得很好，从这开始我就对化学很有兴趣，后来就读了化学。老师叫张式之。我决定读化学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李:您当时读的是哪所高中?
于:无锡中学，是省立的。后来的无锡中学从高中变成师范学校了，后来我们都调到了苏州中学读书，所以我毕业时是在苏州中学。那时候的条件和现在没法比，高中时我得了伤寒。现在得了伤寒，很快就可以好，但是当时我伤寒病了半年，好在学习并未受太多的影响。分数也考够了大学的分数。
李:那时候升学压力会不会很大?
于:升学压力基本不大，那个时候读书的不多，不像现在，是个人都读大学，那个时候中学又不多，有的只读到小学，有的只能读到中学。我记得我高考是到复旦大学来考的，考到浙江大学的化学系。那个时候浙江大学是很好的，化学系也还可以。
浙江大学那时候大概五六百人，我们一个班只有几个人。1938年日本人开始打过来，我们逃难逃到江西，从浙江的建德逃到江西的吉安。有个流亡大学的电影[1]就是关于浙江大学的，浙大从浙江逃到江西，然后逃到贵州。当时条件很艰苦，铁路是从浙江开往江西的浙赣铁路，车子是新的，比较小。我们从杭州乘火车，乘火车就乘了1个月，后来火车头都逃走了。我们上不了火车，即使上了火车也没用，火车走不了。我们就在站台上打电话，问火车头什么时候来。那个时候的火车是轻轨，不像现在的铁路是重轨，铁轨的高低不一样，有接头接起来的。我们被扔在轻轨上没有人接，又没有火车头。在浙赣线上了走了好久，后来到了江西樟树，是靠着火车尾的动力到了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我们临时上课的地点。设备都用卡车运过来。后来又跑到浙江建德，在建德停下来，但是随后又搬到江西吉安。我是在江西鹰潭大学毕业的。拿到毕业证书，我就到重庆工作去了。
房:找的是什么工作呢?
于:兵工署材料试验所，这个属于军政部。那时有不少工厂内迁去了重庆，有很多炼钢厂，我们主要就是为炼钢厂服务。我在里面就是做化学分析，做实验。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多。重庆那时候很可怜，我们吃的米就是军粮，材料试验所是兵工署的，兵工署属于军事机关，军粮你们不能想象啊，里面有很多石子、沙子、糠，在这样的饮食条件下，我得了胃病。重庆买不到药，要去上海买了药寄到重庆来。这样工作了几年后，我就去了昆明。在昆明化工厂工作，这个工厂是生产钛酸的，你们恐怕不知道，中文名称就是小苏打。在昆明用古老的方法生产小苏打。我们是厂里的技术员，实际上就是管工人的，也算是工程师。
后来我觉得“蒋家”人管的工厂都是腐败得不得了，就从昆明回到浙大。那时浙大在贵州，我去做了助教。那里浙大很苦，学校没有房子，在庙里上课，住也住在庙里面。以前没有电，都是用酒精点灯，但贵州没有酒精，我们就用木炭来生火，贵州木炭很多，学会了用木炭生炉子，然后才可以做饭。我在浙大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王葆仁[2]先生，他就是搞有机化学的，后来也搞了高分子。
后来抗战胜利了，政府开始接手各地的工厂，工厂缺管理人才。那时候美国人按照租借法的规定，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叫租借奖学金，美国人出了一些钱，可以资助去美国留学，“蒋家”希望培养这些人回来管理工厂。我在重庆参加的考试，全国大概有一二百人通过这个去美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