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相长

我和蒋(孔阳)先生是1951年应聘到复旦教书的，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大概二十七八岁这个年龄。我们一直在复旦工作到1991年、1992年退休，我们是在复旦的教学中成长的，从二十几岁一直到了七十岁才退，我们都退得比较晚。在复旦，从1951年到1991年，整整教书教了四十年。

都讲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是教学相长，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蒋先生他本来不是学中文的，他是学经济的，可是他自己的爱好就是喜欢文学、哲学这些方面。我们两个人，1951年先后调到复旦来，当时是青年教师。我们也教过写作课。那个时候叫写作，还有大学国文课。后来专业课他就教《文学概论》，我就教《语言学概论》。中文系一年级专业课一共五门课，我们俩就给他们上了两门(笑)。那个课程呢，名称有过变化的，开始叫“引论”。“引论”大概是受苏联影响，那个时候不是样样学苏联嘛，就叫《文学引论》、《语言学引论》。后来呢，名称就改了，一个是《文学概论》，一个是《语言学概论》。凡是考进中文系的，一年级一定要上这两门课的。所以只要是中文系的同学呢，我们都给他们上过课。

那个时候我们年纪比较轻，30岁还不到一点。这两门课对我们来讲是新课，我们读书的时候没有什么《文学引论》、《语言学引论》。所以我就讲教学相长啊，原来我们没有读过这样的一个完全相同的课程。我们就备课，还是很努力的(笑)。而且本来我们就是两个年轻人，我们家这么多书啊，当时，我的印象呢，每个月一发工资，我们俩就到那个四马路的书店去买书。每一次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书。我们家书多，文学也好，语言学也好，都要买，两人都是教书的，那么就买书。那个时候上课一开始都没有什么教材的，大学的课不大有教材，就靠老师自己看书、写教案、备课，然后上课就这么跟着讲，同学就是笔记，当时没有课本的。那个时候的上课是这样上的。

大概教了那么几次以后，他(蒋先生)呢就写出书来了，叫《文学的基础知识》。我也写出来了(笑)，我写了一本书呢，叫《语言》，就是语言学概论。当时出版社对有关语言的方方面面出了一套丛书，比如说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文字啊，方方面面。我是第一本，就是概论性质的，就叫《语言》。书不厚的，薄薄的一本书，因为它是一套丛书的第一本，试着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明语言学的一些问题。他呢，写了一本叫《文学的基本知识》。当时，苏联有个专家在北京大学开讲座，各个大学的搞文学概论的老师都到北大去学习，他就到北大去学习去了。回来以后，应该说那个苏联专家的理论，对他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自己觉得，他是活用，没有完全套苏联专家的，而是联系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写了这部《文学的基本知识》，是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发行了十多万册^[6]。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写，不是说新课嘛，没有人搞过这个东西。他的课、我的课都是新课，一方面上课，一方面联系教学写出书来。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后来，我的老师，就是魏老师魏建功百岁诞辰，他是北大的副校长，他们那边开纪念会，便把我请去，参加这个会。北大好些老师跟我握手，就跟我讲，你的《语言》^[7]我们都看过，就是说，他们年轻时候都看过。因为那个时候，这样的书是新的。可见他的书、我的书呢，还都起过一定的影响。

那么，大学里我们一开始上的是基础课，后来就上专业课了，他上美学课，我上中国语言学史课。我觉得好像是“文革”的前夕，我们两个人就开始搞专业课了。“文革”是1966年开始的，我们可能1964、1965年就开始搞了。中文系那个时候招收了一批学生专门读语言专业的。教研组就讨论了，这语言专业的学生应该懂得语言学史才行，就叫我开这个课，我就答应了(笑)。过去没有语言学史课，只有文学史课，教研组研究让我上语言学史，我就答应上这个课。这个课对我来讲呢，应该说是差不多就变成我后半辈子的努力方向。蒋先生后半辈子就是搞美学，写的东西都是美学，我呢，后半辈子就搞语言学史。美学方面，在60年代初，就开始大讨论，到了70年代后期，“四人帮”粉碎了，80年代是最好的年代，他在美学方面就不断地写了很多论文、很多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