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期待
迪、常:李老师，在访谈最后，我们想听听请您对现今的大学教育有什么样的期待?
李:对同学来讲，我们作为老师的还是希望你们全面发展。大学讲到最后还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真正打好后，一生受用。我们一开始学的是形态分类，最后都搞基因工程了。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懂，就是靠原来的那点基础，然后不断在新的研究课题中吸取前沿的理论和科技知识。不可能老师教给你后你就什么都会，就可以拿来去用。书本是书本，真正能够用到的东西还是不多的，大量的是要靠原来的基础。所以基础怎么样也得给它打好，特别是比较广博的基础。现在不仅仅是专业相通，还要搞文理相通。你看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多次讲到文科的东西、文化艺术对他个人研究和修行的影响，对吧?包括苏老(指苏步青先生)，他那个文采，真的很不错啊，包括他的字、诗词，都很有才华的。只重视书本，不重视实践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教师中这个问题很普遍，学生中也是。学生里面的确轻实践，重书本，因为考试就是考书本，同应试教育一样，这点同国外的差别就非常大。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实际真的是要从实际里面再反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原来的理论，或者运用这个理论去创新。这个对教师来讲，一个是前沿理论方面的，一个是实践方面的，这两个恐怕是同样重要的。
李致勋教授与访谈者
但是我们中国的确有很大一个问题，现在的院士评审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其中的关系特别复杂，还有一个是做学问的在作假。现在这种现象的确是太厉害了，我看到都觉得非常寒心。学生论文的作假都很严重。我的外孙女在读大学，今年毕业班要做论文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到网络上面去抄什么东西搞出一篇论文出来，这个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这是一个培养环节，你真正要学，就是真正自己要去做，结果怎么样无所谓，你做的反结果也是成果，做失败了也是成果。现在教师里面这种现象也是很厉害，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学术道德的体现。好在国内对这个问题现在是越来越重视了，但是真正从制度上面设计怎样防止这种现象，也是很关键的。
访谈后记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清楚地记得，这是我踏入复旦第一天在开学典礼的校歌中聆听到的箴言。当时的我，怀揣着对大学生活的无限憧憬，却从未想过，为了践行这样厚重的使命，那些撑起了复旦脊梁，肩负着复旦文化传承使命的前辈们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
三年后的一天，我有幸采访了我国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李致勋，谈话间，李教授用敏捷的思维、逻辑严密的语言带着我们回到了他动荡而峥嵘的青年时代。
李教授感慨“一生都贡献给了生物科学事业的发展”。求学时他勤奋刻苦，备受恩师张孟闻、谈家桢等中国第一代生物大家的器重。任教后他协助重新恢复了复旦遗传所，历任生物工程系副主任、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在参与全国胰岛素人工合成之时全天守候，以实验室为家，出色完成科研攻关，并多次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和多项专利发明。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在科学信仰、师生情谊和政治立场之间有许多挣扎和无奈，也许是年轻的我们无法体味的。但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谈起自己的恩师，溢于言表的敬意、内心深处的愧疚，也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对老一代学术大师的学术精神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对百年复旦的师道传承有了真切的体认。
言谈间，李教授忧心当前大学中学术规范的缺失，学术造假行为的普遍。虽多年离任，他仍心系教育，对高等教育怀有自己的期待，并希望我们在夯实基础、文理通识教育这一方向可以多多进步。
行笔至此，许多生动的画面又浮上心头，想起老人关切的问候，想起他侍弄的盆栽、渔具，想起他从世界各地收藏来满满一房间的瓷娃娃……而他满脸洋溢的笑容、豁达的心境，让人很难想象这位鹤发童颜、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背后有艰辛坎坷的人生。如同我走出这片校园时陆谷孙老教授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词，“这是一个Grandpa发自内心对你们的真心话，有一句话叫Liveandletlive。所以我希望你们将来无论是骑着自行车还是坐宝马都可以有真心的欢笑，这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都保持对点点滴滴平凡生活的感激和热爱吧。
我会永远铭记:我来自复旦，这片土地给予我关于坚守、情操和爱的教育。
(常琳)
【注释】
[1]从1951年下半年起至1952年秋，我国各级院校陆续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并逐渐扩大影响到整个知识界，在教师队伍中进行了一次政治上、思想上的集中整顿和清理，为进一步的教育教学改革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参见方晓东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3页。
[2]张孟闻(1903—1993)，浙江宁波人。动物学家。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任浙江水产学校教师兼总务长。1928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34年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奖学金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36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国立博物院客籍研究员，德国马堡博物馆、法兰克福歌德博物馆客籍研究员，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院客籍研究员。1937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43年，任国立复旦大学教授。1951—1952年任复旦大学生物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生物系副系主任兼动物学教研室主任。1958年，调黑龙江大学任教，并承担筹建该校生物学系的工作。1963年，该校生物系合并到哈尔滨师范学院，随系到哈尔滨师范学院任教。1980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兼任教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1942年刚到复旦大学任教，就为寻找费巩教授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是科技界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研究专长为生物学、动物学、生物科学史。对两栖动物、爬行动物、脊椎动物以及鸟类研究造诣尤深，是我国生物科学史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动物学会两栖爬行动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3]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1898—1976)，苏联农学家、生物学家，凭借苏联当局政治权力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提出与基因学说相对立的生物变异学说，并残酷迫害大批遗传学家，对苏联科学界乃至中国科学事业产生了恶劣影响。
[4]谈家桢(1909—2008)，浙江宁波人，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1930年获苏州东吴大学理学士，1932年获北京燕京大学理硕士，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1937年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就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解放后兼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起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遗传所所长，副校长，生命科学院院长和校长顾问等职。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
[5]关于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和毛泽东多次会见谈家桢教授的详细记载，可参见董光壁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9—1142页;叶永烈:《中国科学明星》，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108页。
[6]复旦大学民主广场，现在复旦燕园内，是1949年前上海高校民主斗争、师生集会的重要场所。
[7]李致勋、唐子英、荆建华:《上海鸟类调查报告》，《动物学报》1959年第3期。
[8]此处“四大金刚”指的应是谈家桢教授的四个学生——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参见赵功民:《谈家桢与遗传学》，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