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进复旦 跑对大门
迪、常:李老师，您当初为什么要报考复旦的生物学系动物学专业呢?
李:我本来是想学医的。当时，上海医学院没有录取我，但被浙江医学院录取了，复旦大学也录取了。我到浙江医学院去看了以后感觉那边条件太差，所以没有去那边，就到复旦来了。当时录取以后，系主任张孟闻教授对每个学生都要面试，问我为什么要来生物系，我说我不愿意考生物系，我是被调到生物系了，他问我那怎么办，我想既来之则安之。当时我说，我是跑对了大门，跑错了小门，复旦大学跑对了，但是这个专业不对我口。
迪、常:入校后的生活怎样呢?
李:那时的生物系是很小的。当时我们开全校大会，在登辉堂——现在叫相辉堂，那里不是有一排排的位子嘛，整个生物系就是一排，二十来个人。进入复旦以后，因为解放前有句话叫“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可以结群结社，但是对于政治我是不关心的。在高中时候我是很有名的，但至于什么国民党、三青团，全班其他同学参加，我都不参加。不过学生运动我很有兴趣，我会去参加，还很积极，但是结拜兄弟姐妹什么的我都不参加的。
到复旦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在那种大氛围下会有变化。因为复旦的政治气氛在解放以后一直很浓，所以在那种气氛下年轻人很容易被鼓动起来，要求入团、要求入党。我1950年入团，1952年入党，那时候虽然自己也不太懂，但是对国民党在解放前就不满意，所以参加学生运动都很积极。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当时新闻系的王中教授是教务长，那时候没有党史那些课程，那时叫社会发展史，他讲得非常好、非常动听。他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个一个介绍它们的发展，未来必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讲历史的发展规律，那时候就觉得很有道理，觉得历史肯定是这么发展，任何事物都有规律，社会也有它发展的规律。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规律，社会科学同样有其规律，这些我就很相信，感觉到要为这个东西来奋斗，其他的也不懂。当时学生运动很多，我也积极参加，特别是抗美援朝后给教师搞思想改造，也就是所谓反封建、反帝国主义[1]。
因为很多老师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我们的外语老师，45分钟课程，30分钟是讲正课，15分钟是讲美国，讲美国如何先进。思想改造一发生，这就是目标了。教我们动物学的系主任，我当时任课代表，每个月要向教务处写对这门课程的书面意见。张孟闻[2]教授上课用英文，用的教材也是英文版的。我们这些小地方出来的人，英文水平跟不上上海的同学，上海大部分都是教会学校出来的，他们英文基础好，我们就受不了，但还是拼命，硬着头皮看教材，特别吃力。所以后来对这个老师也有意见，就感觉你为什么不说中文，你不是亲美吗?后来，我们英语也停了，教俄语了。那个老师不仅挨批评，而且也不许说英语，因为这是“帝国主义文化”。
那时候学生运动很起劲，有人叫我去参加学生会部长竞选，在年级里面成立“助选团”之类的东西，我就这么去参加学生会竞选了。学生会里有个安全部，安全部部长把我推出去竞选。竞选的确很热闹，不像现在竞选，那时候要发传单，吃饭的时候就站在台子上发表演说。后来那个同学要毕业了，我就去接他的班，搞了一年安全部部长后又搞宣传部，学生工作对我锻炼很大。我一直主张同学应该多参加社会活动，多去锻炼，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好处，这种锻炼机会很难得。
迪、常:解放以后生物系在课程教学上是不是受苏联影响比较大?
李:说起这个话题就很复杂了。解放以后，我们学习苏联，我们的作息时间、生活习惯全按照苏联那一套，我们的专业计划、教学设置都按照苏联那套进行。我们复旦对口的是列宁格勒大学，苏联专家也到中国来，我们吃饭、生活习惯都变了，早上9点钟上课——苏联天冷嘛，列宁格勒天冷，他们早上9点钟上课，我们也9点钟上课。中午，我们吃面包，叫什么苏联大面包。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所以在学科上，就按照苏联的搞米丘林遗传学。米丘林本人是个园艺学家，但是他那个遗传学搞到后来就是李森科[3]。李森科这个人是个政治投机家，实际上他完全不懂遗传学，他搞的已经完全政治化了。他这个人就把一切都搞得政治化，所以他认为基因是虚幻的东西，是唯心的。李森科这个人坚持认为这种学说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反唯物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就政治化了。那么国内也就政治化了。
谈家祯[4]是摩尔根的学生，他的学生，比如盛祖嘉教授、刘祖洞教授，他们都是美国回来的，他们当然坚信基因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真理，但是坚持就要挨批判。一直到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这个方针之后，当时陆定一召开青岛遗传学讨论会，就提出来一项任务，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不能“一边倒”，科学方面也应该遵守“双百”方针，就把遗传学留下来了，所以谈家祯他们当时参加青岛遗传学会议，就可以畅所欲言了。但是讲归讲，实际上还是不允许，还是要遭批判的。教学中只能讲米丘林遗传学，不许讲摩尔根遗传学。但是因为毛泽东支持谈家祯搞他自己的遗传学，后来谈先生在1956年就主持成立了一个遗传学研究室，这是国内第一个遗传学研究室，搞摩尔根遗传学。
因为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复旦就破天荒地开展了两门遗传学:一门是摩尔根遗传学，一门是米丘林遗传学。其他学校则还是“一边倒”。尽管挨批判，但是批判管批判，谈家祯还是很坚持真理的。所以到1961年，毛主席又一次接见谈家祯的时候，就问:谈先生，你的遗传学搞得怎么样?意思是鼓励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下去[5]。谈先生回来以后我们就搞了遗传学研究所，从遗传学研究室变成了研究所，并且遗传学这个专业正式招生，课还是开两种，由学生听了以后自己选，当然多数人听了以后肯定不会去选择米丘林遗传学。以后发展很快，到后来什么是基因、基因在哪里，越来越清楚了。复旦，当然在中国来讲，是基因研究的一个中心。但一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遭殃了。当时复旦讲“高举摩尔根大旗”。你不举我们中国的红旗，你举摩尔根大旗，那不是举资本主义大旗吗?所以到“文化大革命”再次遭到了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更惨，不仅学术不能做，还伤及皮肉了，斗人了。总而言之，复旦的遗传学专业很不容易，谈先生能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迪、常:那生物系后来成立生化专业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李:我1953、1954年的时候是学生，学的是动物学专业，一直到1958年，我转到了生化专业，这一年成立了生化专业嘛。当时学校里面党委的确是很正确的，提出来学科要融合，就是生物同化学、同物理要融合，搞边缘学科，当时也是很看准这个方向，的确这些选择是很不错的，本来没有生化这个专业，全国都没有，我们是第一个办的。但是我们的师资力量就是借助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科学院生化所。而我们这里则从其他专业，从化学系、生物系的动物、植物专业调了些教师来搞。我们动物学专业基础课同化学的基础课一样，我们就从化学系补课，重新学习。比如我们专业以前高等数学是不学的，那么就要回头再去学;我们化学的基础不如化学系的，也要再去学。因为生化，就是蛋白质、核酸、酶、代谢四大支柱，四个支柱我们就选了四个教师，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四个研究室，大家一起学。我就被选派到北大学核酸、基因，要求三年内要把这门课程学下来。要把我们那些名教授上的课给接下来，并且要会用。当时都不懂的，我们实际上都是从头学起。靠科学院生化所的帮助，我们把这个专业创立起来了。那么学生从哪里来?学生从生物专业调过来。那么就这样把这个专业给建起来了，也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