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称我是学者，我说自己不是学者”

马:刘老师，您最早承担的人权问题研究，那是什么时候?

刘:那大概是1979年，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那是1979年秋天，外交部办公厅要我们四所大学——复旦、北京的政法大学，武汉的一所大学和北京大学去作研究，因为联合国通过了《国际人权公约》。当时我还找了两个同学，还有两位老师，不过实际上主要是我一个人研究的。我在大学都没读多少书(老师笑笑)，那时候我的外语不是很通，看看还可以，但是讲话就不行。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后，联合国所有的文件都有一份是中文的，联合国通过的文件都是我国各大学外语系翻译成中文的，我们学校也参加了。所以我们学校外语系有一套中文的联合国文件，我就靠这些原始资料研究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怎么提出来的，联合国怎么讨论的，讨论了多少年，各国之间有很大的分歧，这些文件我都有了，当然就有了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了。当时正好过年，因为这项工作，我年都没过好，我一个人在那里把资料弄出来，把报告写出来，就送到外交部。搞研究，要有第一手材料、原始材料，才能搞清楚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把这个报告交给外交部，外交部收到以后，就通知我，要我去参加国际人权会议，当时要中国派一个观察员去。我说外交部不出人，要我一个人去，我不去。其实我去也没什么，会议有音译设备。

马:您研究人权问题的时候，您带研究生了吗?有学生参加吗?

刘:没有，1980年还没有研究生呢!1979年招生，我这个报告是1980年交给外交部的，没有带研究生。1978届本科生有两个同学参加翻译一些资料，我让他们查一查美国有个什么人权方面的杂志，翻译一点东西，但是我也没有用这个东西。从收集材料到写成文章可以说都是我一个人在搞。“六四”事件以后，我到美国加州大学参加学术会议，跟美国学者讨论中美关系。他们专门挑我们的人权问题，我去跟他们辩论。

很高兴，也很感谢你们访问我，其实，我这一辈子没有好好搞学术，耽误过去了，青年时搞革命，后面搞教育，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和机会踏踏实实搞学问。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也就是这样，战争革命的年代，阶级斗争的年代，学术上我谈不上。历史把我推上学术岗位的，他们称我是学者，我说自己不是学者，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直到现在。历史推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我们这一辈子都是这样。我前面就告诉你们了，我读了多少书?我在高中也只读过一个学期啊，在抗日流浪中，读什么书?到了大学天天搞学运，法律我没读过多少书，革命战争的年代……你们现在是在和平建设的时代的，跟我们不一样了，好，就到这里吧。

访谈者与刘老师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