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从事神经外科
在重庆，我学习神经病学的时候，老师是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程玉麐教授[4]，他在日本占领台湾后到成都的华西大学当临时教员，重庆的上海医学院没有神经病学教师，就请他代课。他讲得很好，讲到治疗，他说没有治疗，好多病都是没治疗的。讲完课到外面溜达的时候，我就问他:老师，神经病这么难吗?都没治疗的?他说不是没有治疗，有些神经病是可以开刀的，中国没有开刀的医生。我就问他，没有不是可以学吗?他说你要做神经外科医生，你要先在中国做外科医生，然后到国外留学，有的时候还要重新学习，重新在外科选神经外科。等你毕业了，胡子要这么长了。我一想，怎么这么难，倒要试试看，从这开始我就暗暗立志，想做神经外科的医师。
征调复员后，我跟沈克非老师说我要先做外科，其目的就是想进神经外科的门。回上海工作时经常到图书馆看神经外科的书，看了几本基础介绍的书，有的书借不到，图书馆就帮我到北京协和医院去借。能借的时间不多，只有一个月，可我要作笔记，就延长租借时间，几本书就是这样看完的。从这几本书学到了基本的东西，脑外科的手术技术和其他外科技术，它的牵拉、移位、切割、止血等方法都有不同，所用的器械也很不同，完全不同。你看皮肤什么的要用刀子割，脑子里是不能用刀子割，要先吸出来;这些都要基本功，普通外科医生马上去做脑外科手术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基本功。
当时中山医院有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程乐德女士，是医院护理部主任，突患头痛癫痫，经神经外科诊断疑患脑肿瘤，因没有人可以开刀就去世了，院长沈克非很痛心，下决心要建立神经外科。1950年，上海同济医学院内科一位陈教授的儿子也是脑瘤，要开刀，沈克非说机会来了，他一心要在中山开设神经外科。他跟陈教授说了病情，说:我们没有开过这个刀，完全没有把握，我亲自动手，如果成功最好，不成功请原谅。家属很支持手术。我当时主动申请作助手，沈克非说我已是主治医生作助手不合适。我说自己看了很多书，一定对你有帮助的。后来沈克非说:好吧，明天你也上台吧。手术中，我用我学过的知识帮助沈教授切除了右侧脑额叶的肿瘤，手术很成功，沈克非就说以后这类手术你先来帮我作预先的定位检查。后来沈克非教授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去了，临走之前他跟我说，脑外科交给你了，一定要好好地工作。这是中山医院第一次做这类手术，也可说是我院脑外科的一个起步点吧。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我除了要管原有的普通外科的一些病人，还要管其他外科同事介绍给我的有关头部疾病的病人，如头皮裂伤、头皮小脓肿、头皮囊肿等，这些病原来都是在普通外科门诊处理的。现在都被认为是头部的问题，要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处理了。于是，我就变成了大忙人。1952年，我向院领导申请，先后调来了两位青年医生作帮手。一位是原麻醉科的蒋大介[5]医师，另一位是原精神科的杨德泰[6]医生。于是我的忙碌情况稍稍得到了缓解。
不久，大量志愿军因下肢冻伤被截肢成了残废军人，集中在安徽蚌埠市的一所荣军学校里。因截肢后伤口愈合不好，经常疼痛难熬，向学校诉苦，学校遂向上海第一医学院求助。院领导派我组织医疗队前往处理。我到达该校后发现伤员都是因残肢端缺血而造成的局部溃疡，于是提出腰交感神经封闭治疗，如症状好转，则部分顽固病例可作腰交感神经切断术的治疗方案。校方研究后同意了这一方案。实行的结果是许多病员经几次封闭后症状消失，溃疡愈合，另有一些顽固病例则作了腰交感神经切断术而得以治愈。共治疗了70余例，疗效满意。我队在该校连续工作了6个月，大部分荣军都伤愈后评定了伤残级别而出校返家了。接替我队的第二批医疗队由我院附属第一医院(即红十字会总医院)的朱祯卿医师带队。那时该校积压的医疗问题已经不多了。
1953年的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已进入谈判阶段，但我国东北地区还有大量头部伤晚期病例。领导派我带领蒋大介医师前去处理。先到达长春市第18陆军医院三分院，该院收集百余例头部慢性脓瘘的病例，久治不愈。我提出可能是颅内有异物，如枪弹弹片等所致，建议先为各伤员作头部X线摄片，然后根据摄片情况进行排序，依次手术，作“脓瘘清创术”。该院有外科医师5人，我们利用该院外科力量及我组两人共同手术，最初每天手术两例，一周后每日四例，周六、周日亦不休息。这样，不到两个月已有百余病例全部处理完毕，没有死亡率，手术伤口多数达到一期愈合。此时该院外科五位医师也都已学会怎样做此类手术了。我们两人随即离开该院再到牡丹江第35军医院工作。该院的病例较少，但情况复杂的较多，又工作了一个多月。后因医学院来电催促回院，我们就告辞回院了。
不久，我接到第18陆军医院来函，要求派外科医生来院进修脑外科。我们请示院领导转呈卫生部批示同意，并确认我科为神经外科医师的进修点，这样该院每半年都派人来进修。另外，我们还举办了脑外伤进修班，我认为抢救脑外伤工作应该普及，遂定为每年办两班，每班定期一个月，学员名额30人。一次三到四人，学员有选择性的。当时我们也是有目的性地普建，从上海市的医院，到邻省的医院，到企业单位职工医院，一共办了40多批，华东地区都普及了。
“文革”后期，每个单位都办大学，医科大学已经是大学了，大学里面还要办大学，这不是笑话吗?华山医院办了华山医科大学，还想办赤脚医生大学，选定地址为金山县，选我当校长。名义上是升级，实际是什么不说也清楚了。我到金山县后上街一看，满街都是大学:渔业大学、理发大学、烟筒大学、煤炭大学等。我跟公社的大队长说我从上海来的，要办赤脚医生大学，请你支持，给我房子办公。大队长说，有座破庙，修好了就分给你们。我去一看，这座破庙屋顶都已塌陷，旁边还有两间破房子都堆着破农具。办大学要调查呀，我到金山县各地调查，第一天晚上回来就病了，是急性痢疾，发烧40度，到华山医院传染病科住院一个多月。病好了之后这股“大学风”就吹熄了。我回医院也不知道向谁汇报，领导也没人来问，真是不了了之。
“文革”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派代表团到中国视察，看到我们神经外科很强，做的工作很多，就决定选择我院神经外科为WHO的神经学科的科研与人员培训协作中心。我就跟他们开了几次会，做了一些科研工作，他们也过来开了几次讲座，并捐赠了我院一些设备，如复印机、脑外科用的高速磨床，少量的研究经费补给，一次5000美金，一次3000美金，但我科未收到，被财务科移作他用了。后来埃及代表团也来，觉得我们不错，也邀请我们去回访了，日本代表团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