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志愿考进复旦新闻系
那么到大学呢，我原来是想学经济，为什么呢?因为看过一些书啊，到将来总归要搞经济建设，所以想学经济。但是1951年开始，因为1951年以前，1949年、1950年都是全国招生的，随便你考哪个学校都可以的;1951年就按大区报考了，只能在一个大区内选报高校。杭州有考区，南昌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考区。但是中学生也想出来玩玩，趁考大学的机会玩玩，这种玩玩倒是比较辛苦的，我们自己背了被子，从吉安到南昌，从南昌到杭州，还经过一些地方，就找学联，学联给你安排一个学校去住，晚上就睡在教室里。我就住在浙江大学。那个时候我好像身体不大好，正好感冒，当时就在报名处一个窗口报名，把毕业证书给他，拿了个单子，一看是华东区的，那就报华东区吧。我第一志愿报了新闻系，复旦新闻系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所以我第一志愿报就报新闻系了。
邱、郑:那如果说没有华东区的这个限制的话，您会作出什么选择呢?
丁:那我可能考北京的，当时的学生都是想往北京跑，首都的威信高，共产党的威信高，你们现在没办法想象那时候党的威信多高啊，人心向北京啊，所以假如不分区的话，肯定考北京的学校。结果因为分区，你在这个窗口拿了，证件只好用一次，那我只好报新闻，对新闻我也有一定兴趣，搞过墙报嘛。所以我就这样考复旦了，结果我考取了第一志愿。我们中学有三个同学考进复旦的，一个取第二志愿，是中文系，她第一志愿也是新闻，结果取了第二志愿，后来成为研究民间文学的专家，是一位女同学，比我大一点。还有一个，是考取了社会学系，后来院系调整的时候把他调出去了，在青海民族学院当老师。高三的时候我们还有人去参军了，毕业时全班只有二十个人不到，二十个人就有三个进复旦的。
邱、郑:那您那会儿的考试科目有什么?
丁:因为我第一志愿是新闻，所以那个时候考试科目有中文、史地、数学、英文，这几样我记得。我数学最差，因为我几何没有学，根本无法考的。考得好的是语文，英语还可以，我第二志愿是英语。那么这样就进新闻系了。我1951年进来的时候，我来的时候是走后门来的，为什么走后门呢?前门在邯郸路，邯郸路1951年正好在修路，从碎石子路翻修成水泥路。我们叫的三轮车只好从大柏树那里往后门走，那时候后门在哪里呢?就在相辉堂旁边，相辉堂旁边有一个小桥就是后门。我进来是下午五点多钟，我一进来以后，门房那个人就说，“喂，你哪个系啊?”我说我新闻系。他答说:“好，大系!”那时候所谓大系也不过一两百个人啊。有老同学就把我招呼去，到了宿舍六点多钟，饭没吃到，他就弄了一碗花生米给我。
邱、郑:当时您住的寝室是现在哪里?
丁:在现在的政肃路。政肃路不是有三个小区是日本式的房子吗?红颜色的日本式房子。靠国权路的是老师住的，靠另外一边的也是老师住的，中间的是学生住的，我就住在中间的那个，那个时候叫第七宿舍，叫淞庄。
邱、郑:那您刚进复旦的时候，新闻系都开些什么课程?
丁:我进复旦后不久就是中秋，系里面开中秋晚会欢迎新同学。那时候，我跟中文系四年级的人住在一起，我同另外一个同学，他个子很高的，我个子很矮的，跟中文系四年级老大哥住在一起。其他人和自己本系的人住。那天晚上参加迎新晚会，在哪里呢?在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小桥流水处是解放以前的新闻馆，我来的时候新闻馆刚刚从那边搬出来，搞“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我曾把一架收音机搬出来，用来收听广播，所以这个地方十分有纪念意义的。
开好会回去那个中文系同学问我，“你们来了哪些老师啊?”我说我叫不出，他问长什么样子的，我说有一个剃平头的老师。“哦”，他说，“那个老师叫赵敏恒[5]。”赵敏恒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新闻系教授，不仅在中国大陆，在台湾也是，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声望。他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留学生，英文非常好，如果你没有看见他，只听见他讲话，肯定会以为他是外国人。正因为英文这样好，他除了在中国的大报，还在英国的路透社供职，而且路透社曾经让他做中国分社的社长。一般英国人比较骄傲自大的，不大让其他国家的人做第一把手，做副手可以的，做第一把手不可以，但是他是第一把手。而且开罗会议，世界上是他最早报道的。在90年代我做院长的时候，英国路透社有两位监事，两位都是爵士，我看他们年纪也比较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走起来老态龙钟的。路透社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陪他们到新闻系访问，我接待他们。讲到赵敏恒，他们肃然起敬，很诚恳。赵敏恒影响很大的，他教我们采访写作。
所以我进来的时候，除了政治课是新增的，其他的办学方法基本和解放以前一样，学分制。你选课，选满多少学分就可以，那时候我们同学坐的都是椅子，椅子旁边有一块板，可以写字的，没有什么固定位子的。但是很快到1952年就改变了，学苏联。
1951年我进来的时候，我刚刚讲，学分制，上课比较自由，你选什么课你自己写好，教务处有一个信箱，投进去就搞定了，不像现在机构这么复杂，那时候整个复旦是五个学院，文、理、法、商、农。一般的系没有办公室的，我们新闻系单独有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在重庆时，新闻系曾自己募捐募来一幢房子当作新闻馆，新闻馆里边就可以办公。开头是在小桥流水那里，后来马上搬到现在的四幢楼[6]的第二幢里边去了。一般的做法是由系主任在开学以前请老师吃顿饭。吃饭的时候就商定你教什么、他教什么，吃好饭就散会。那时候复旦里边还有小馆子，后来小馆子都搬出来了，搬到国权路那里去了，现在都拆掉了。原来在复旦里面有个宿舍，叫东宫、西宫。现在靠医务室那边的地方原本有几个馆子。这些馆子有的还是从重庆跟过来的，这些馆子也挺有意思，有老师在里边吃包饭的，比如说一个月包多少钱。你也可以提出烧什么菜，这个菜你觉得很好吃的话，他就用你的姓起名，例如“王先生用”、“张先生用”。新闻系在解放以后，自己的教师有几位，但是也有蛮多外面兼课的教师，像《大公报》的王芸生[7]，很有名的，研究日本问题的，你们研究日本问题要看他的《六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变迁》这本书，他也给我们上课的。张春桥都来上过课。我们新闻系因为陈望道做过系主任，所以受到比较好的关照，给我们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学历史，中国史，是你们历史系的“二周”，周谷城、周予同[8]教的，我是课代表，对他们都很熟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去看过周予同，周予同生病，已经被斗得很惨。世界史是王造时教;中文是郭绍虞[9]教授，一级教授，教语法修辞;政治是漆琪生教，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很有名的;哲学是胡曲园教授，也是名师教的。还有教政治经济学的蒋学模、教语文的方令孺[10]。
为什么讲1952年有大事呢?首先一个大事就是院系调整。1952年开始就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改组，第一种是综合性大学，什么都有的;第二种是多科的专科大学，就像交通大学那样，它是多科的，但是它以工科为主;第三种就是单科性的学院。全国就是北京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在华东地区则复旦大学是综合性大学。所以院系一调整就大动啊，我们的农学院全部搬到沈阳去，现在叫做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学生全部都去了，一个火车把他们都拉去了。我们的商学院就并到现在的财大，茶叶专科并到安徽去。这样，复旦剩下来的就是文、理科，文、理科要壮大力量了。比如说我们没有物理系、没有数学系，只有数理系，是数学同物理在一起，一并进来以后呢，我们就成立物理系、数学系了。物理系、数学系并进来当系主任的人都是很厉害的，物理系主任王福山，是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德国留学归来的。数学也不用说了，数学系来了苏步青[11]、陈建功[12]。当时讲中国数学三巨头苏步青、陈建功、华罗庚，三个巨头两个到复旦来了。还有生物系系主任谈家桢，原来也是浙大的。圣约翰大学也并进来，校长到这里做老师，后来做图书馆馆长。同济理学院、交大理学院，还有上海的沪江大学是全部并进来的。这样呢，复旦大学就变成了一个人才集中的大学，所以后来有的地方觉得它们吃亏了，复旦占便宜了。比如说浙江大学就觉得拆掉了它不少力量，理学院都到复旦来了，浙江大学理学院本来很强的，苏步青、谈家桢、陈建功都是他们的老师，结果全到复旦来了。看起来他们是吃亏了，这个是民间的说法啊，没有文献根据的。后来陈建功回去做杭州大学的校长，但人还在复旦。
其中关于新闻系有一个波折，什么波折呢?当时我估计是根据苏联的情况，苏联莫斯科大学还没有新闻系，它是1953年才建立新闻系的。根据苏联的办法，认为新闻系政治性很强，新闻记者都是党校训练的，党校办新闻班，在高等学校办不一定妥当，所以燕京大学本来也有新闻系，而北京大学倒没有，燕京大学并到北京大学的时候新闻系就取消了。燕京大学新闻系也蛮有名的，“南有复旦，北有燕大”，燕大也出了不少有名的记者，像埃德加·斯诺就是那里的讲师。那么燕大并到北大去以后，变成北大新闻系的，也不叫新闻专业，叫编辑专业，还没有用“新闻”这个字眼，可见当时并不想在高等学校办新闻系。复旦改革的时候也准备了一个方案就是不办新闻系，这个事情被陈望道知道了，陈望道很急啊，赶紧找高教部的部长，高教部的部长讲我不能够决定啊，你去找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陆定一也讲我也不能决定。后来就汇报到总理那里，据说总理说，办新闻系是望老的事业，他要办要听他的意见。
这个事情，开头我们不知道，1977年12月把我从乡下找回来的时候，党委书记就跟我讲，要把新闻系办好，这是望老的事业，总理也讲过。据说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讲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吧。这样我们新闻系就保留下来了，而且并了好多学校进来，比如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就是整个学校并进来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有很多人在新闻界啊，也有人改行了，比如说复旦的章培恒教授，他原来就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他同我年龄差不多，是复旦的资深教授。还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暨南大学的相关系科，全都并到复旦新闻系来了。还有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恐怕有十来个，有的是设备进来，有的是几个教师进来，有的是大批学生进来。进来最多的是圣约翰大学，因为圣约翰大学是比较大的学校。
并校之前，我因为是编学校黑板报的，那时候有宣传阵地编辑委员会，我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经常在学生会活动。那时李岚清是学生会的文艺部副部长，他是商科的，商学院的，1952年院系调整就把他们都调出去了。所以通过院系调整，复旦倒是加强了，很多学校新闻系都没有了，就剩我们一家了。这是一个大事情。
第二个大事情，因为院系调整是学苏联的体制，教学方面也要学苏联的。第一个就是制订教学计划，你们现在都很习惯了，一进来老师要讲教学计划，教学计划第一项就是培养目标，培养什么人。当时我记得是新闻应该培养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这两个提法还不错的，我们这种大学就是应该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同一般大学应该不一样的。一直到60年代我们新闻系的教学目标还是定得比较高的，就是要做省级以上新闻单位的新闻工作者。定教学计划，确定培养目标，确定实习，这都是大事情。
还有一个大事情:上课要按照苏联的办法上课。苏联过去搞过五节一贯制、六节一贯制，就是五六节课接连上的，上好以后没有事情就走了。那么我们开始也是这样试验，试验几个礼拜以后大学生都吃不消，肚子都饿得要命，第三节课下来就肚子饿了。学校想办法，第三节课中间就一人发一个馒头、两个馒头，这也不解决问题。这是教条主义，因为苏联国情不一样，他们学生学好了都回家去，同我们不一样。我们都住在学校里的，你早上自习，一直上到下午一两点钟再吃午饭，那怎么行?后来就推行不下去了，闹笑话的事情蛮多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要固定教室了。过去我们上课，教室跟着课程跑的。现在就固定了，一个年级有一个年级固定的教室，教室就跟年级走了。所以把有一块板的椅子就放弃掉了，就用台子了，有固定座位、固定台子了。
而且我跟过苏联老师，苏联的确是很教条主义的。在人民大学我算进修教师，现在叫访学。我还算小了，只是个小助教，我在人民大学新闻理论教研室，新闻教研室有的老干部原来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还有原省委宣传部长，这样的人在下面听课。苏联专家讲课时就一本正经，他在讲课的时候谁也不准讲话，谁提个问题他马上就说，“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而且苏联喜欢搞这种梯形教室，弧形的。为什么这样搞呢?为了让学生的眼睛都看着老师，只能听老师讲。据说解放初期老干部、兵团司令被派到苏联去学习很不习惯，有的还同老师吵起来。教学方法方面也学苏联。从这个时候开始搞毕业论文答辩。苏联倒是讲究读书的，不同的学位有不同的书单的。现在我们开书单也是受苏联影响。比如政治课，要学多少本书。苏联学生看书多啊。按照苏联人那么学我们都变两脚书橱啦!教学方法、上课方式学苏联。但实际情况是有的东西推行不下去，像五节一贯制就推行不下去改掉了，但是制订教学计划坚持下来了，固定教室坚持下来了，学分制撤销了，改成学时制了。课不是自己选，由学校安排。
邱、郑:那是不是学生没有多少自由度了?
丁:那时候没有多少自由度的，到毕业的时候有毕业论文，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是实习。毕业的时候组织了一个答辩委员会，我毕业的那年1955年还没有答辩的，1956年才开始搞答辩。比现在的博士生答辩还要厉害一点，像审官司一样，一个学生在那里讲，下面可以提问题，一个人考半天。但是全部学苏联的教条主义也行不通，所以有些东西最后还是改回来了。但是有许多东西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比如学分制啊，已经很难改回去了。
邱、郑:除了上课以外，大学里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丁:大学阶段我印象最深的，除了上课以外，是实习。现在新闻系是固定的两个实习，第一次是一个月左右，主要是全面了解一下报纸的工作过程。第二次实习就是专业实习了，当编辑、当记者。当年我是在安徽实习的，1954年，我在安徽实习时躬逢其盛，正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制定第一部宪法。而我实习的地方又正是淮南煤矿，工人阶级集中，是老大哥单位。实习一开始是跟着老记者干。我发消息发得很快，他们老记者带着我们很快地把第一届人大淮南煤矿的工人有什么反应第一时间打电话向报社汇报。实习的确艰苦，钻煤矿，就是平平安安钻个煤矿，一下去也相当于走几十公里的路啊。上来人脸黑就不去谈了，很累啊。淮南有好几个矿，我都去过。那时候干部同一般工作人员都很平等，不像现在见官难。那时候我们从煤矿上来去洗澡，就有可能碰到矿长、矿党委书记，那时候淮南煤矿的级别比较高，矿长相当于省厅级，淮南煤矿的书记后来做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我们曾经一边洗澡一边聊天。实习对我们了解专业很有好处。除了专业技术，比如写东西，编稿子，实打实地干，对我们加深对专业的理解，理解专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很有好处。
再讲一点，我们出去实习，环境都很危险的。我有一个同学去江苏实习，睡到半夜遇到水灾，房子倒掉了，赶快逃啊。跟我一起在安徽实习的一个同学，他在农业组，我在工业组。他在农业组的时候住在山里。山里很不安全，经常有野兽出没，他们开玩笑说，在安徽皖南山区要随身带着刀，谁要是从后面拍一下不要回头，一刀捅过去，因为那是狼，等你回过头来就咬住你的喉管了。这是当时老乡这么讲。我们这个同学当时是很慌的，这个同学从来没离开过上海，连普通话都讲不好的，但也得去。我们的体会就是新闻工作本身就是危险的工作，哪里有枪声你就要到哪里去，而不是哪里有枪声你就躲。实习对学生这种观念的树立很有好处。比如说我去淮南煤矿下煤矿，根本就没有想到下煤矿会有安全问题，瓦斯啊什么的。煤矿里有主夯道，砌得很漂亮的，但是通到工作的地方，叫掌子面，则是一条条小坑道，有的一公尺左右高，不规则，里面有好多小眼，说不定掉下来东西，被砸死都可能，有的地方半蹲可以过去，有的地方就要爬过去啊。是很辛苦的!那时候还没有大型的采煤机，还是用风镐拿在手上挖的，据说有十几二十公斤。所以这也加深了我们劳动不简单的体会，我们这个职业就是危险的职业。
邱、郑:当时复旦有些什么学生活动呢?
丁:复旦的社团活动是很活跃的，有复旦诗社、复旦剧团。我是在黑板报编辑委员会，也叫宣传阵地编辑委员会，所以“三反”、“五反”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学生的活动，而是在学校类似于现在党委办公室那种机构里面。那时候学校很活跃。我们那一年(1955年)分配的时候碰到肃反运动，蛮“左”的。本来有好多同学准备到新华社去，但是新华社来通知说我们正在审查干部，不新招人啦，于是很多同学就留校了。我倒是本来就打算留校的。开始打算让我去俄文报纸，那俄文报是最神气的呀，当时的俄文像现在的英文一样。那是一份中国人编的《俄文友好报》，因为我俄文学得还可以，后来教师要人，我就留校了，就到了中外新闻事业教研室。那时候这个教研室条件不错，有懂俄文的，有懂英文的，有懂日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