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四校终入复旦
申、汪:顾老师，您当了七年民警，工作很光荣啊，当时您已经27岁了，怎么又想到去考大学的呢?
顾:这是赶上了好政策，1956年，周总理作了一个报告，号召在职干部考大学。那个时候大学生源不足，所以号召参加工作的人来考大学。我一看这个报告就动心了，响应总理的号召，马上下工夫进行自学。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1957年我就考取了上海财经大学。的专业呢?
申、汪:顾老师，您当时考试选择的是公共经济系，它究竟是什么样
顾:公共经济系主要是学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现在叫产业经济和企业管理，在管理学院是两个不同的专业。过去统称公经系，企业管理也在里边。
申、汪:顾老师，当时您选择公经系是出于兴趣爱好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顾:那个时候选择公经系倒不是完全出于兴趣。当时我还是民警，公安系统属于政法机关。所以一个是法律系，一个是经济系，这两个专业哪个录取我都行。选择经济专业，是因为我以前学做生意，当学徒，钱庄里边就是搞经济的嘛!
申、汪:老师就是有基础了。
顾:对。现在钱庄没有了，都是银行，可钱庄跟银行差不多，可以存钱、放钱，要跟工厂企业打交道。所以我选择经济专业，事先也有一定的基础。法律么，我搞司法工作搞了七年，也懂得一些。最后财经大学录取我了，我就选择了公经系。所以我的经历也是比较传奇的。我当过学徒，当过民警，最后从1957年开始到教育战线上就没有变化了，一直奋斗了五十年了。
申、汪:顾老师，您在上海财经学院读了一年，怎么又转去上海社科院了?
顾:这是国家的体制。那个时候财经学院要撤掉，我们这批同学就转到上海社科院去了。我的毕业文凭是上海社科院发的，不是财经学院。“文化大革命”以后，又恢复财经学院。我们当时学习实际上还是在财经学院，社科院是挂名的，因为老师、校址都是财经学院的。财经学院一撤掉，我们这批人怎么办呢，上海社科院就接收了，培养我们到毕业。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现在的政法大学那里上课。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法律系，也在那边。后来我们财经学院恢复，政法学院也恢复了，你们看这个经历是不是很奇怪?
申、汪:顾老师，您在上大学之前有着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包括当学徒、做民警。和那些年龄比您小、阅历没这么丰富的同学相比，这使得您的大学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顾:这个是有差别的。因为我有这些经历，又是响应党的号召到了上海财经学院，我自己感觉到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非常用功。当时有的同学对经济不感兴趣，他们本身选择的不是这个志愿，是经过调整来读财经的，这样的人很多。但是我不一样，我一方面有兴趣，另一方面也有一定基础，再加上比较用功，所以这四年我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这对我以后的发展，包括现在写书啊，是有好处的，因为基础打好了。
申、汪:您在大学期间有什么有趣的经历或难忘的老师吗?
顾:现在印象比较深的几个老师，一个是讲国际学的老师，现在肯定已经过世了，那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个老师讲课特别认真。那时我们还学物理，有一个老师，现在在美国，最近几个月之前回来过一次。我们离开学校已经快50年了，老师对我们还有印象，我们对他也是印象很深。
申、汪:公经系还学物理?
顾:我们公经系学的课程是很多的。因为学管理和经济，都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好多数学知识在管理学上都是有用的，财经大学当时课程的设计里有数学、物理等课程，现在肯定取消了，不会再教数学、物理。当时主要是学苏联的教育体制。工业经济的课程里有数学课、物理课。
申、汪:顾老师，您是学管理的，毕业以后为什么没有选择公司企业，而是选择去当老师呢?
顾:那个时候是国家统一分配，我被分配到华东化工学院，就是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去那里当企业管理课的教师。那个时候工科大学里边也有企业管理课。
申、汪:顾老师，50年代和60年代您求学和任教的时候，国家当时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在那样的情况下，您从事这种企业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有什么样的限制吗?
顾国祥教授在讲课
顾:那个时候对教师有个定位，是“臭老九”，这个地位本身就决定了你的言行，所以那个时候做人是战战兢兢的，我是特别小心的。我家里后来就不订报了，为什么呢?因为报纸上每天都有毛主席的照片、文章什么的，两个小孩都还小，不懂事，有的时候有可能把报纸撕掉了。如果红卫兵一到家里来看到这些，那就不得了了，我很可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所以我干脆就不订报了，要看报的话就到学校里去看。你看，做人就做到这样谨慎小心。
申、汪:后来又是怎么到了复旦大学呢?
顾:要讲的话，这个也算是个传奇的故事了。我是1961年分配到华东化工学院当企业管理课教师的。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学校里面学生分两派，教师也分两派。工宣队那个时候很厉害，他们进来以后，非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当时我住在鞍山新村，就是同济大学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化工学院在最南边，同济大学在上海的西北面，我家离学校很远。有一天晚上十二点，“造反派”到我家里面，要把我带到学校去，也就是化工学院去。我那个时候骑自行车，他还坐在我后面。我骑到化工学院，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关了五天五夜，硬要叫我写材料说自己是“反革命”，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嘛。我老实跟他讲，我除了家庭出身不好以外，其他都是忠心耿耿的。那个时候我每天写日记，我就拿出日记本给他们，让他们拿去审查。多亏了日记本里没有什么差错或者思想不好的话，我天天要求上进，要求入党，尽管我出身不好，难度大，但是我坚持到底。关了几天以后，他们送到我学习班，过了几个月，不了了之，又叫我到农村去劳动，折磨了一年多。回来以后，我对他们说，你们给我写清楚，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要给我平反。结果工宣队总部都否认了，说我们没有把你打成“反革命”，都是下面基层连、营搞批斗，我们上面不知道。我就跟工宣队提出要求，你们这样“打”了我，化工学院也没好好安排我，我就要走了。就这样，我从化工学院调到复旦大学。
从1972年进入复旦大学，一直到我现在退休，我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复旦大学，整整三十年，我最后的归宿就是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