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系开设宗教学课程是毛主席的指示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蔡尚思先生调到复旦大学工作，后来当了历史系系主任，我则被分配到华东行政委员会高等教育局。当时不叫上海，而叫华东，因为管的是大局，我就在那里工作了大概两年多。因为当时理论很重要，局里就把我和另外一位同事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当时全国只有两处培养理论干部，一处是中央党校，一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于是大家说人民大学是第二党校，要求很严的，因为我俩都是党员，所以能够到那里就读。

到人大以后有四个专业可选:党史、工运史、经济学、哲学。我选了哲学，因为我在教会学校就一直研究思想宗教，而且之前蔡先生、金老师研究思想史对我的影响很大。思想对一个社会的进步影响很大，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思想引导，所以我想我还是选哲学，然后就进行了一个考试，当然我的基础还是有的，所以我就进了人大学哲学。我在人大读了两年，名义上是研究班，实际上有一点高级培训班的意味。苏联派了专家来给我们上课，一个懂俄文的老师做翻译，所以一堂课其实没讲多少，只讲了一点点，实际上讲得不怎么样。就这样我从政治学转到了哲学，我们当时的哲学当然是马列主义哲学，不像现在有很多方向，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我们当时就只有一个马列主义哲学专业。课程有党史、经济学，逻辑学等。我们年轻时恨国民党腐败，害得中国没前途，我们要跟共产党走，但是对于什么叫马列主义其实是不懂的，所以就要系统地给我们培训。

1956年我分配回复旦大学哲学系担任教学工作，教了两年马列主义哲学，我们书记就跟系主任商量，说现在逻辑学教研室缺人，胡景钟是地下党员，又有工作经验，在沪江大学做过秘书，可以在逻辑学教研室一面教课，一面管管逻辑学教研室的工作。我便答应了，党员要服从组织统一安排，我就去教了两年逻辑学。

1964年毛泽东经过上海，找他的老朋友、老同学历史学家周谷城，文学家刘大杰等人去锦江小礼堂聊天。毛泽东就问，你们复旦有没有开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课程?他们吓了一跳，因为我们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我们学校搞马列主义，怎么好开宗教课?他们说没有，毛泽东就说，你们复旦应该开设三大宗教课。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在座，回去以后就跟复旦党委书记说，要求复旦哲学系开设三大宗教课，党委书记就找我们哲学系系主任胡曲园^[6]，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副系主任了，所以我们开课其实是毛泽东叫我们开的，不然我们自己是不敢开的。

1965年“文革”前夕，我们开始开三大宗教课，我当然很积极，因为我对这个最感兴趣，毕竟是从教会学校出来的。我做组织工作，请人家来讲。后来开了一年多，“文革”就开始了，“四人帮”要批判，说你们开宗教课宣传唯心论!我们那时候也不敢说是毛泽东叫我们开宗教课的，不然是诬蔑，毛主席怎么会叫你们开宗教课?实际上毛泽东确实说过，我们只能讲有原因、有根据。三大宗教课在“文革”中停了一段时间，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批示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认为应该研究宗教^[7]。于是我们就有根据了，所以“文革”后期我们就继续开三大宗教课，基督教方面我们就请原来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徐怀启^[8]，他这方面修养很好的;佛教方面请的是严北溟先生，他是搞中国哲学史的，在佛学上也是很好的;伊斯兰教就请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伍特功，我们就这样开了这三门课。在开基督教课的过程中，外国哲学史的尹大贻^[9]老师跟上海的基督教教会很熟，我们就先请他讲基督教思想史，我就去听，之后就用他的教材接手开了基督教思想史。现在我们系俞吾金教授、吴晓明教授，当时我就给他们上这课。

改革开放后，在我做哲学系主任时请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教授来讲学，那时候谢希德校长因为是留学生，所以对国外很了解，对我们请来的教授很重视，每次来时都请他们吃顿饭，走时也请他们吃顿饭。我的英文当时不是很好，虽然是教会大学出身，但因为解放后就不准讲了，所以英文虽然可以交流但总觉得有困难，当时有的研究生英文比较好，我们就一起接待。谈话过程当中我就想他们国家为什么稳定，靠什么思想来指导他们的社会。在和他们谈了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社会主要靠三种思想来支撑，第一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我出国不少次，感觉外国人的国家观念很重，他们每一个饭店都有国旗，加拿大的是枫叶旗，美国的是星条旗，爱国思想根深蒂固。第二，他们的道德规范很严格，我发现道德就是宗教，比如美国总统就职，就是一部《圣经》摆在手边宣誓。法庭那里也有《圣经》，就是你一定不要撒谎。所以我对宗教有了自己的看法，你问我宗教是什么，我说很简单，宗教就是披着神秘外衣的道德说教。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不让做坏事，世界三大宗教都是如此，宗教对他们国家的稳定很重要。第三，就是法律。他们很讲法律，你看有什么事情，都是“你先找我律师谈”。所以后来我就概括为“三师”:教师(爱国主义)、牧师(伦理道德)、律师(法律)。后来我问外国教授:你们是不是主要依靠这三种思想?他们认为概括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