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底子扎实的新诗人
马:您能谈谈您小时候的成长经历，也就是家庭环境吗?您认为自己的家庭成长环境，对自己以后的性格等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宁:我出身书香门第，家庭对我的影响应该是直接的。我的大舅舅是清朝的翰林，家里书很多，还有好多书都来不及看。我小的时候，六岁就开始读私塾，请先生到我家里来教我，学生不止我一个人，还有熟人和亲朋。请私塾老师到我家里来教，大概有十年之久。主要读的是旧学，四书五经、古文名篇，读得很多，而且很多是要背的。我当时记忆力也不错，很多都背得来。以后到了中学读外语也要背，到现在我还有很多英语能背得下来。当时上课的人也不多，大概五六个，七八个人。应该讲，我的成绩是最好的。老师对学生的要求特别高，对有的学生先生要打手的，而我没有被打过。我在家里读书看小朋友在外面玩，我很羡慕他们。由于同外面人没有接触，这样就使得我的性格不是很活泼，但是比较朴实。我小的时候读古书，读中国旧学，打下的国学根底很扎实，一般人还比不上我。我古诗也写得很好，自己还可以做谜语。我过去不是读新闻系的，旧学的底子加上后来学的外语、马列，就是我搞新闻的基础。
以后到了16岁，舅舅讲读私塾不行，要到中学里来读。我是从小学直接跳过去的，没有考，一直到大学都没有考。有人介绍我到青阳中学读个预备班，那里离家有40里。我离开家到县里中学读书，经常想家。离开家20多天，那时快到春节，马上要回家了，我就写了一首诗:
匆匆分手后，忽忽两旬余。
抱志求新学，无心忆旧居。
愿因千里雁，常寄八行书。
欲问归来日，还期下月初。
1936年秋首次离家赴初中求学
我想我这个诗很自然地，像讲话一样，没有造作，对仗得很好。这个是怀念家乡时讲的。在私塾里打下的旧学基础，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很要紧。十二三岁的时候，我还自己造谜语。比方讲“尖嘴圆眼睛，两脚在中心，吃物不下肚，到嘴两边分——剪刀”，“铜将军背后一转，夫妻二人跑反，男人跑得快，女人跑得慢，才走十二里，忽听有人喊——自鸣钟”。
马:您读高中的时候正是30年代，当时的那种学习环境和学习生活是怎样的呢?面对国难当头的战乱年代，您以及周围的同学是以怎样的精神和态度来学习的?
宁:以后呢，我就到了中学。初中读了一年多，1937年就开始抗战。我的学校要迁到另一个地方去。当时刚好读的是初二，读了三个学期。我不想跟着它跑，于是就到了徽州黟县复旦附中皖校[1]。我本来读初二(上)，初二(下)、初三、高一(上)都没读，就跳过去读高一(下)。我担心会跟不上，但外语还是我最好，数理化就不行了，中间很多没上。我还当众写诗，我有一首诗叫《默念一个盲斗士》登在了《前线日报》的专刊“战地”上，还得到了好评。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白话新诗。过去的诗是怀念家庭，这个时候就是抗战爱国，情感的变化很大。这首诗是我1941年写的:
烽火江南夜，凄凉忆二京。
江流咽国恨，春草没闺情。
梦落胡天月，心随汉将营。
壮怀还自诩，铁马扣金城。
1941年春高中毕业前杂感
宁树藩教授诗稿
复旦史地所王振忠，他到我们黟县复旦附中，看到一本书叫《三年来的复旦》，正好在书里面看到我这首诗，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2005年的《文汇报》上。文章最后他写道:
复旦附中皖校在黟县办学七年中，共培养了高中毕业生27名，这些人有不少后来都成了学界的栋梁之材。譬如，《三年来的复旦》中有一部分是“学生园地”，其中就收录了宁树藩的《别(送友从军)》、《春日杂感》和《忆杭州(镜塘、岳坟)》等数首诗。
从书后的师生通讯录获悉，宁树藩为安徽青阳南阳湾人，我想应当就是目前已退休的复旦大学新闻系资深教授宁树藩先生。宁先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当年就读于黟县复旦附中皖校高中三年级，在“学生园地”中属于相当活跃的人物。《三年来的复旦》出版后不久，宁树藩就进入浙江大学深造，1916年夏毕业于中山大学外文系，曾任《徽州日报》副刊“文艺之家”主编。
马:您后来考上了浙江大学，能介绍下当时的大学生活吗?您是选外文做专业方向，能介绍下原因吗?
宁:中学我数理化不大行，文科还是很好的。班上60多个人，我是前五名。前五名不要考试，可以保送。我就保送到浙江大学。我先到了龙泉分校，一年级、二年级我都在那里读。浙大当时在贵州，为什么我到龙泉分校呢?贵州那个地方比较落后，招考都是从那边来招考，学生素质不好。龙泉是在浙江这边，文化比较发达。
为什么我考外文系呢?数理化我不行，又跳了两年级。学校的主任谢小鲁告诉我，你还是读外语吧，文科的历史、文学等专业工作不好找;读外语比较好，你的外语基础又好。我想自己外语也不错，就听他的。后来他把我叫到他家，告诉我，你保送到浙江大学去了，我回来以后真开心。我在中学的时候外语是最好的，不过到了浙大外语好的人就多了。
我到龙泉分校以后，一下子开阔了视野。很多学生都是尖子，一些老师都是名牌教授，这样子就把我的视野打开了。浙江大学并没有参加太多政治运动，而是专心搞学问，学术第一。教授们对学生的培养很用心，到了假期大家都聚在一起。当时的系主任叫郑晓沧[2]，他教我们英国文学史。这个人非常好，对我们也很关心，我经常到他家里玩。在抗战时期，点灯很困难，没有电灯，只有汽油灯，晚上自修用它来看书。有一次，郑晓沧晚上来检查，发现有两个学生在下棋，就生气地说:“这个时候你们还下棋?”到第二天给了他们处分。这说明他对学生管理得非常严。英国文学史就是他自己编的教材，这教材我现在找不到了。
我在浙大看到了很多名教授。有一个叫王季思[3]，他送过我一本书，后来我把这本书送去做展览，结果到现在还没还给我。王季思是非常有名的，现在去世了。解放以后，我和他的联系中断了。有一次王中[4]到北京开一个重要会议，我去看王中，忽然看到王季思也跟他们在一起，于是我们就又恢复了联系。一次他到复旦来，到我家里来做客，王中也来了，还有中文系的胡裕树也是他的学生，我们在一起谈。我当场就把王季思教我的东西背了一段，胡裕树也背了一段，王季思听了非常开心。以后他送我一本他自己写的著作，题字写道“树藩同学”，很朴实。
我到浙大以后把自己写的东西集合起来，编一个集子叫做《去帆的诗》，解放后在上海我还翻到过这本集子。我记得我到浙大以后，法国被打败了，我写了一首诗叫《法兰西的哀歌》，纪念这个事情，发表在《东南日报》上的一个叫做“笔垒”的副刊上。我把诗投给“笔垒”的主编。这个人你们不晓得，很有名的，也是地下党员，叫陈向平[5]。他回我一封信说到纪念日登，结果没到纪念日就登出来了。登出来以后，我的同学看到了，非常开心，把我捧了起来。以后我还经常在报纸上写诗，那个时候我写新诗比较有名气的，同学们开玩笑讲我是“东南诗人”。我写新诗就在浙大那个时候，以后到中山大学继续写。浙江大学文学院的文艺组织，诗歌都由我负责，它的刊物叫《剑圣》，也是很有名的。师范学院也有一个文艺组织叫春雷。我的诗歌好，师范学院把我拉过去让我去负责诗歌。后来，时间紧张，写诗就中断了。
我当时读书很用功，但是那个时候动荡不定，应该讲自己的学习成绩要受影响的。当时读外语，不像现在有广播，还经常逃难，我还逃到过福建去。鬼子打来，还经常躲到防空洞里。所以抗战时期这个条件，非常动荡，影响了我的外文学习和成就。但是浙江大学开阔了我的眼界。特别是，浙大的学风非常严谨，同后面的中山大学就不同。我对这个学术风气自己感受比较多，有些人也很朴实。而且我同一些老朋友到现在还来往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