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中完成大学学业
我今年87岁，在我年轻的时候，女孩子读书的很少，能够读到大学的更少了，有的根本不大有机会去念书。我呢，在旧社会的时候，一直读到研究生，是比较少的。我怎么会有这么个读书的机会呢?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嘛，家里还算是经济上比较好的家庭。我的外公是个读书人，他是清朝末年考秀才、考举人的那一代人，他都考过，考了秀才，举人没有考上，后来他就成为一个教师。他教的不是小孩子，是大一点的学生。所以，我们兄妹个个都是他启蒙的。我父亲呢，人也很好的，他本身是读书的，家里是经商的。我还有几个大哥哥，他们都读了大学。我们家里四个男孩，就我一个姑娘，这是一个优越条件，所以家里就让我去读书。我记得我开始读小学的时候还分初小、高小。初小是一年级到四年级，高小是五年级、六年级。读初小的时候，我和我表姐一道读，我表姐读不下去。她比我大几岁，我喜欢读书，她就不行，她就读不下去，我那个初小得了个第一名(笑)。小学毕业的时候，全年级得了个第一名，我外公啊，就喜欢得不得了，就问有没有报喜的来。(笑)旧社会，考秀才啊，考举人啊，不是要报喜嘛，就像电影中那样敲锣打鼓报喜，他高兴得不得了，说我考了个头名，第一名，所以我家里就让我读书。
然后高小就不得了，我的高小在安徽芜湖是最好的学校，那个时候好的学校就是师范的附属小学、附属中学。那个初小是在我的家门口，那个学校也很好的，它是在孔庙里办的，名字叫襄垣小学，是一个很古雅的名字。高小呢，就是二女中附属小学，读到初三就逃难了。
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经商开店，住在芜湖市内比较热闹的地方。抗战爆发后不敢待在家里，一家人就回到老家。老家在江北乡下，属和县，现在属含山县。我的祖父是乡下的。我这个姓很少，但在那个地方专门有个“大濮村”，一个村子都姓濮。据说村里人的祖先是蒙古人，少数民族的，是元代打仗进来的，我小的时候有这个印象，听他们老人修家谱时说的。我们逃难逃到乡下，我到现在还记得是在秋天以后，一个个稻堆堆得很高很高的。我父亲就教我读古文。家里过去就订过很多文学的杂志，我小时候就看。还看那些旧的小说，什么《水浒》啊、《红楼》啊、《三国》啊。
这样，我初三的时候就跟父亲、哥哥逃难。那个时候逃难呢，我们总觉得日本人待不长，他不会一直待在我们这里，所以先就逃到江北“大濮村”去。我们自己家在芜湖的房子被炸光了。我们幸亏走了，我们走后就被日本人炸了，因为它是个很热闹的地方。到了第二年开春，1938年的时候，日本人就已经占领了芜湖，只跟我们隔了一条江，我们又逃，一家人又逃。国民党时代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好，就都自己想办法，我们找了个打渔的船家，租了一条船，就住在他的船上，顺着长江往上逃。先逃安庆，然后逃到九江，九江以后就逃到武汉，最后就逃到四川。
我们先逃到安庆就不想走了，想着如果日本人不来我们就不走。后面日本人来了，我们又逃到九江。到九江后，他们又打来了，我们又逃，逃到武汉。最后逃到四川呢，日本人没有去，就逃到万县，就是川东的第一个大的县。万县，是蒋孔阳[1]先生的老家，我不是那个时候认识他，但那是他的老家。为什么逃万县呢，因为我大哥哥大学毕业了，原来就在一个中学教书，叫金陵中学，南京的，很有名的一个中学，它是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因为逃日本鬼子难呢，他们也逃了，逃到了万县一个叫沙河子的地方，就办起这个学校。它是个私立中学，收钱的，我哥哥原来是他们的老师，所以我们逃难呢就往那里逃。他在这个中学里教书，我就进了这个金陵中学。
学生时代的濮之珍
我本来已经读初三了，到了那里我就不肯再读初三，我就要读高一，这样我就没耽误。我高中从金陵中学毕业时成绩很好，按照当时的情况可以保送到金大。但是金大和金中都是教会学校，都要收钱，当时家里没有钱，因为那么多人要吃饭，就靠哥哥一个人，父亲和外婆都不能工作的，我们也不能工作，大哥的负担很重。那个时候，我大哥哥只有25岁，背负了一家人逃命的重担，恐怕现在的人是做不到了。本来我父亲就想不逃了，免得他负担太重，他不肯，一定要父亲、外婆一起逃，这就是大哥。
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本来可以去读金大，因为经济的原因，就考了一个师范大学，主要因为它不要钱。那个学校也是因为逃难逃到四川，是国家办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那时考大学很苦很苦，不像现在。因为万县没有考区，一定要到重庆，我哥哥就带了我坐轮船到重庆。一路上日本人不停地轰炸，三条船炸掉两条，我们是命大，没有被炸到，要不然没有“濮老师”了(笑)。
一到重庆就进防空洞，在防空洞里考试，就考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这个学校不在重庆，因为重庆被炸得太厉害。它在出重庆往上走的一个叫江津的地方。从江津再往上去，有一个属于江津的镇，叫白沙，我们学校就在那里。我们那个学校呢，我去的时候它刚新办，所以我属于第二届。第一届中文系只有三个人，我们那一届有十八个人。
可那里的老师都是一流的。我的系主任叫胡小石[2]，他是中央大学的教授。他也是逃难，家住在白沙，因为白沙是个镇，太小，另外它离开重庆也比较远，日本人不炸，所以胡老师一家都搬到白沙去住了。这样，他有的时候到中央大学去上课，有的时候回到我们学校，他课教得真好，而且他还是个书法家，字也写得好，我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的就是他的字。教我们文学课的老师中有两位也很有名气，一个是吴白陶[3]，他是我们的老师，也是胡老师的学生，他是搞宋词、元曲的。还有一个老师叫台静农[4]。那个时候国民党是对他迫害的，是胡老师把他保出来，他也教我们文学课。语言学呢，就是魏建功[5]。中国的古代语言学，到了清朝末年，有个变化，就变成现代的语言学。当时，搞这一方面的，最早的是章太炎，章太炎下面搞这个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叫钱玄同。钱玄同有两个大弟子，一个就是魏先生——魏建功，一个叫罗常培。罗常培在西南联大，魏先生本来也在西南联大，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搞语言文字的，而且都很好，那么魏先生就到我们学校来。我后来成为一个语言学的老师，就是魏先生培养的。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真苦呢(笑)。那真是苦，房子是那种叫“干打垒”的，墙上会长草。一个房间，六个上下铺，十二个人。没有电灯，点的什么灯呢，叫桐油灯，比菜油还不如。桐油灯有个毛病，它一烧就结壳，看不清楚。我四年大学点的就是桐油灯，有意思的是，眼睛没有坏。我们读书的时候不像现在的中文系，有语言啊、有文学啊，要分的，我们那个时候不分的，语言、文学都混在一起。胡老师讲楚辞、唐诗，真讲得好(笑)。那个黑板上的板书啊，我们都舍不得擦掉，他那个字也漂亮，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录像。他一来上课啊，课堂里是满的，不仅是同学，年轻教师都来听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好纸，像现在这个练习簿就是好东西了，我们都是用那种土纸，也没有自来水笔，都是自己弄一点颜料的东西，自己冲，冲成有颜色的水，来蘸这个钢笔写。后来索性用毛笔记，拿个砚台捧到班上去，用毛笔记笔记，这个笔记我都还留着呢，六十年了，我还有那个时候的笔记。那时的饮食，吃的是霉米，生活很苦很苦。但我要说的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却老想起那一段，就觉得生活虽然苦得很，但是好像很开心，老师好，那些老师对我特别好。我书读得很好，老师喜欢。
胡老师是个长者，因为他也是我老师的老师，他也是我大哥哥的老师。我呢，是他的小学生，他对我很好的，因为他家跟我在白沙的家离得不远，所以常常邀我到他家里玩，他写字的时候我帮他磨墨。磨墨不是普通的砚台，像个盆一样的，叫笔洗，这么大，这么高的，这样子给他磨墨，看他写字，他对我特别好。
魏老师跟台老师呢，也不一样。台老师很和善，同学们都喜欢他，他很好说话。台老师给我写过字，还画过画，还给我刻了图章，我都保留着。后来他到台湾去了，是台湾大学的老师，他的书法在台湾有名得不得了。跟台湾正常来往以后，有台湾大学的老师到我们家来看蒋先生和我，一谈到台老师我们就熟了，因为他们有的也是台老师的学生，我们也是台老师的学生。我就把我写的《中国语言学史》让人带给台老师，他高兴啊，还写信给我。
魏先生呢，人比较严肃，同学们都怕他，因为他上的课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我刚到学校，就听他们讲魏老师上课讲的是天书，听不懂，尤其是音韵学，听不懂。后来，魏先生就教我们班，对我很好，他不仅是上课，还课外指导我读专书，读语言学的专书，比如读《尔雅》、《方言》之类。他开始跟你多讲一点，多指导一点，那么你看的时候就容易一点。后来呢，他就少讲一点，让你多想一点，这是第二步骤。到再后来，他干脆不讲，就把书给你，而用提问来看你理解的程度。魏先生这么指导，我就慢慢地进去了，他真是我的启蒙老师。快毕业的时候，他主动地跟我讲，说可以作杨雄的《方言》和《尔雅》的对比研究，这个题目是他给我的，他启发我在这方面下工夫。我作了大量的对比研究，做了好多卡片。那时候没有卡片哦，也就是土纸，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一个个的来对比，这个土纸我，也留下来了。我后来写出那篇毕业论文《杨雄方言研究》，他还写了较长的评语来鼓励我。
我写的《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再版的时候，我把这篇大学毕业论文附上，写了“后记”以怀念老师们对我的培养。这一本毕业论文后来留在我这里。论文本来是要交到学校的，我毕业的时候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已经离开学校，到一所中学教书去了。但当时女子师范学院里闹事，为什么呢?当时的学校，希望能够南迁。它不是在四川嘛，既然抗日胜利了，我们这个学校就想要搬回北京或者搬回南京来办。当时的教育部不同意，觉得既然是新办的学校，就不让他们搬，那么同学们就闹，就造反一样地闹。这样，魏先生他们就觉得学校里已经闹得一塌糊涂，不放心把我这篇论文交给学校，担心交上去后没有人管，觉得我很辛苦、很不容易把这个论文写出来，所以他们就把论文还给了我，还是台静农老师亲自挂号寄到我教书的地方。我在重庆清华中学教书，也是老师推荐的，那个时候毕了业没有工作的，是老师把我介绍到一个中学里去教书的。
为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不回去呢?国民党时代交通不行，回不去。大量的人，想南下，没有船，没有车，我们就走不了，所以我就教了一年书。到了第二年我才回到老家，回到芜湖。我就觉得，那四年的大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那个时候能写出这么一篇论文，要没有他们的培养教育，我写不出来的。写嘛，是我自己努力的，但是他们启发教育的。我一辈子就在学校，先是学生后是老师，没有做过别的工作。
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上台老师的课，我还写童话、散文啊，他也很喜欢，应该说本来的兴趣还是想搞文学的，我读研究生学的就是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唐代文学，是胡老师的研究生。我大学毕业后在中学里教书，但还不安心，想考研究生，就去考了中央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导师是胡小石老师。我那时候还有一个志愿，胡老师上课是好，学问是真好，但是那个时候胡先生写的东西不多，我就想在将来协助他写中国文学史。胡老师对我是真好，他有时带了我去玄武湖和中山陵，胡老师像个诗人。我后来毕业的时候，解放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就到上海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