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
周、林:我在网上看到过您的学生写文章回忆您上课时候的情景，对您的评价很高。
伍:是吗?大概他们数下来，经济学院老师里面，上课比较好的，在我们老的这一辈里面，大概我也算一个，因此两次得到教学一等奖，这对我也是一种鼓励了。工作来讲，有几件事情，一个是我当副主任的时候，兼顾研究生工作，当时我大概已经可以带硕士生了吧，特别是1977级毕业以后读研究生的这一班，“文革”后最早的一届研究生。这一届的工作还是有些成绩的，组织他们到宁波去调查，写论文，这当中也出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如史正富[15]、朱民[16]。那一年全国评比研究生教学工作，我们得到第一名。
学生里印象特别深刻的就那一届学生，史正富、朱民，还有罗守初。史正富后来到美国去了，1978年，他去读了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华盛顿大学的博士课程已经通过了，可以做论文了，大概没有做完就回国了。回国后，他是既创业又创学，现在是我们经济学院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复旦的教授。这个学生，我和蒋先生两个人都非常地佩服他，他头脑很清楚，逻辑很严密，确实有他自己独创性的思维。他在做研究生期间还是本科生期间，已经在《复旦学报》和《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可惜这个人现在创业用的时间太多，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搞学术。但他要么不写文章，文章一写出来呢，都是很有新意的。
伍柏麟教授
周、林:教学和科研在您心中哪个更重要呢?
伍:当然开始教学更重视一点，但是教书这个东西嘛教个几遍以后就比较熟悉了，在时间分配上自己大概后面搞科研比较多，搞社会工作的时间也用得比较多，教学的时间就用得少一点了。这个少呢，可能备课是一方面，备课当然还是要结合点现实的情况，还要有一些准备，每一堂课我倒不是一定是拿着纸片，总归还是新的材料、新的观点要做些补充的，讲稿还是基本上要重写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接触同学也比较少了。
周、林:您在带研究生的时候，对您的学生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伍: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接我们的班了。史正富是蒋先生的博士生，当时我是博士副导师，开头是蒋先生要叫我做博士副导师，实际上也是我在管着，当然大家很钦佩史正富的才能，蒋先生也讲过，他已经远远超过自己了，就是公开地承认，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接班人。史正富后来之所以能够再回到复旦，来做这个教授，来搞这个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我和蒋先生两个人也是帮了很大的忙，我们亲自去见了秦绍德书记，推荐这个史正富，推荐这个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周、林:这个是近些年的事情了吧?
伍:对对，这个中心也成立有六七年了吧。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时候，我组织当时一批经济学的青年教师出了十本书，一套“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史正富那个中心呢，又出了一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书[17]。这套书，在去年的柏林书展上是我们国家中宣部推出去的唯一一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一套书，而且还在内蒙古开了理论讨论会，还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周、林:现在的学生可能想往学术研究这方面发展的少，多想往实践方面发展，都想进外企、银行这类地方工作，我不知道您对这一现象有什么看法?
伍:这种现象嘛，当然无可厚非，青年人总归是想创业，能够自己做出一些事业来。从学术发展来讲嘛，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自从高校教师待遇改变以后，现在情况我觉得也在变化，至少我看在我们复旦经济系，安心于在复旦做学问，或者至少有的就是赚钱和学问两头兼顾，这样的人是多起来了。
周、林:您觉得这些学生和以前有变化吗?
伍:我现在大概有几类学生了。一类还是留在教学岗位，留在复旦，这还是比较多的。比如我现在的博士生，像周伟林、周翼都是在经济学院教书，周翼还是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周伟林主要用理论来研究城市经济这些方面，这是一类，是我亲自带的博士生，有些比如是我带的博士后什么，这还不能算是我的学生，比如石磊、袁志刚、张军，这些都是经济学院的骨干分子了。另外一类是现在做官的，有些都是副部级或者正厅级，这类也比较多。但是确实也有人，做了官的但并没有离开经济学的研究，当然不是说做纯的理论研究，而是他们在工作中碰到一些问题进行一些系统的研究，比如说我们住宅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18]就这种类型。即使做了官，副部级，他还是写了很多书，发了很多文章，而且很有见解。还有王华庆[19]，银监会的副主任，这个人本身理论基础也不错，也有一些学术著作。第三类就是完全从事实业方面的。我的学生里面，应该来讲从事教学工作还是比较多一点。
周、林:那现在是不是一般也要出国留学回来之后才能回到复旦来教书?
伍:对，这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你说这个是国际化、国际潮流也好，或者是某种偏颇也好，很难说，我们当然不反对出国留学，但是最好根还是留在中国，然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说实话，你现在跟在人家西方经济学后面，在理论上要有所创新是很困难的。人家根底多深啦?当然我们复旦出去在国外从事理论研究，也有做得不错的，但是极个别的。确实，我们学校经济学院竞争的压力也很大，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北有北大、人大，南有复旦，但当时事实上也有独占的性质，南方只有复旦这样的综合性学校经济系强，而且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经济学这两块都有。
【注释】
[1]豫章，古郡名，汉朝始设豫章郡，与今天的江西省域相当。赣江又称豫章江，南昌又称豫章城。
[2]抗战时期，宁波沦陷后，各中学开始流亡之路。1941年下半年，鄞县女中、鄞县商校、鄞县乡村师范等校流亡在宁海的教师，经省教育厅批准，开办了鄞县临时联合学校。校址初选在宁海龙宫，后辗转至宁海前童和跃龙山，设普通科、商科、师范三科。当时宁波不愿受奴化教育的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就读，学生最多时达700多人。
[3]陈彪如(1910—2003)，福建福州人，经济学家。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四年后毕业进研究院继续深造，1934年辍学参加工作。1944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专攻经济学，194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底回国，受聘为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苏州东吴大学经济系教授及上海震旦大学经济系数授。1952年起，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任该校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兼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分会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等职，还兼任华东师大远东国际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
[4]刘佛年(1914—2001)，湖南醴陵人，教育学家。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1937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1940年初回国，先后在西北联合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被暨南大学聘任为哲学概论和教育哲学的教授。解放后任暨南大学校委会常委兼秘书长，后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兼任上海教育工会副主席、上海哲学会副主席。1950年参加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任副秘书长。1951年参加筹建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务长。1978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84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校长。
[5]〔苏〕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
[6]朱伯康(1907—2005)，浙江温岭人，经济学家。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后改编为第十九路军。1932年，作为十九路军参谋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失败后，得到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大力资助留学德国，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37年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历任广东中山大学、遵义浙江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6年起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任经济系主任。上世纪50—60年代，一直担任民盟复旦大学主委。1946年出版的《经济学纲要》是当时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教科书。
[7]朱伯康、施正德:《中国经济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英士大学，成立于1938年，初名为省立浙江战时大学，1939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陈英士(其美)，改名为英士大学。1943年，改国立英士大学。1946年定址金华。1949年8月25日，由于校名是纪念陈英士，受“左”的影响，被金华军管会解散，少数校友蒙受冤屈。1950年，在初步的大学院校调整计划内，英士大学遭裁撤，部分科系并入复旦大学。
[9]1952年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经济系由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及前已并入的大夏大学、英士大学等九所大学的经济系合并组成。商学院被调整出复旦，复旦经济系只设政治经济学专业。
[10]漆淇生(1904—1986)，四川江津人，著名经济学家。1923年赴日留学，1928年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就学，受教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1931年回国，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历任中国公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教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资本论》第三卷为基础，讲授农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经济史、经济循环、货币学等课程。1945年开始，任教于复旦大学。同年，由施复亮介绍，加入民建会，当选为第一届理事。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声援各界人士反对内战、支持学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民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处处长、民建上海市分会副秘书长。在50年代还一度担任过劳动部劳资争议司副司长。
[11]蒋学模(1918—2008)，浙江慈溪人，著名经济学家、翻译家。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从大学毕业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先后在香港《财政评论》杂志社、复旦大学文摘社等处担任编辑和负责编译工作。1949年起，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历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曾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经济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编委、《辞海》编委兼政治经济学分科主编。撰写、主编及编译的各类著作有40多部，论文100多篇，总共近千万字。其中包括连续再版10多次、印刷近2000万册的高等学校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他还是《基度山伯爵》中文版初译者。
[12]苏绍智，1923年生，北京人，经济学家。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9—1963年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解放》杂志社及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64年调到《人民日报社》理论部，1970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院务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主编。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经济危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等。
[13]陈其人，1924年生，广东新会人，政治经济学家。194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结业。1951年起到复旦大学任教。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4]500号，原名寒冰馆，现在是复旦大学总务处所在地，在相辉堂东侧。
[15]史正富，1954年生，安徽来安人，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至1995年赴美留学。1993年至1994年曾任美国劳工部国际经济研究局研究助理。1995年起进入企业界，2000年创立了同华投资集团，2001年创立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并任中心主任一职。在2007年与2008年连续两年进入胡润中国富豪榜榜单，是著名的“富豪教授”。
[16]朱民，1952年生，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随后留校任教。1985年至1990年，留学美国，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1年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1990年至1996年，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顾问);1995年至1996年，任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首席顾问;1996年起到中国银行任职，2003年起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10年2月，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顾问;2011年7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职位，成为史上首位进入该组织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
[17]“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由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发起，中文版由格致出版社出版，海外英文版由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出版，入选上海世博图书出版工程，丛书共包括15部专著。
[18]仇保兴，1953年生，浙江人，现任住宅建设部副部长。先后就读于杭州大学物理系、中共中央党校和复旦大学，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是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专家，兼任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著有多部专著，其中《和谐与创新——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危机与对策》已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
[19]王华庆，1953年生，上海人，现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于西南财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6—1997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