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语言学

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是在苏步青当校长的时候，因为李政道在推动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的交流，我就去面试了。当时他们觉得很新鲜，因为许久没见过中国人了。我倒很沉着，因为解放前上海有很多美国兵，那时候我对他们印象很差，先是觉得他们纪律很差，偷了军舰上的军用品出来卖钱，我还买了一个剃须刀，质量很好的;其次是出了北大那个女生的事情^[12]，学生们都很激动。

我去哥大那两年主要学到的东西，就是现在我写的这本书——《汉语字基语法》^[13]。很多人简单介绍这本书，就说是用外国的方法介绍汉语。我想我实在不是用外国方法讲汉语。因为我理解不同的方面，正是他们认为汉语的语法跟国外的英语、欧洲语言的一致性，主要是字、词，由字到词，然后再到文章里去。很多时间一定要有表示语法的后缀，比如study是学习，加上ent，那么student就是学习者，加上ing就是我正在学习。汉语则就是学、学习、学会、学生，单音节的字变成字组。学者，者是人;学完，学完毕了。单独用“学”，也可以。学中文整个语言应用少了一个程序，所以中国人的表达快。任何一本书你拿来看，中文的厚还是外文的厚，肯定是外文的要厚很多，因为我们的语言特别精炼。词的定义怎么定，这当然是西方定下来的。实际上，我感觉最贴切的分析是根据中文讲的，跟英文很多是不一样的。而现在很多人认为汉语都是词、词组，然后是句子，他们有的就是用外国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语言。我这个是用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中国的语言。

对于语言，外国的分析方法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人的说话，这样的解释是科学的。这意味着语言里面的逻辑关系跟自然界的逻辑关系是一样的。要用适用于自然界的方法来分析语言，讲通了，就是正确的。但这里面少了什么?少了人的意识。我要那么讲，偏不这么讲。你要那么讲，我偏不这么讲。人的意识要这么表达，绝大多数人讲这样的话，我拼命要讲另外一句话。怎么这个世界明明应该是这样反应的，你偏要那样反应呢?因为人有意识。遭受的痛苦是不能忍受的，偏偏有人因为某种信仰是能够忍受的，他说出来的话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是相反的。为什么?因为人有意识的存在。用物质论、逻辑论的方法来分析语言，就少掉了一个方面。语言是为人类意识的需要而产生，也是意识产生它的。现在偏偏不要意识，这样对吗?现在确实语言学研究不应该和分析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才可能形成一门应用科学。我拼命在想:为什么要把人的意识丢掉?意识有没有不合逻辑的地方?有啊!人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这才叫人。

外国人绝大多数一边倒，认为语言是人创作的，为人服务的，表现人的思想情感的，但是要排斥人的因素，这根本不通。而现在，什么都学国外的，搞语言学就要学这一套，似乎不跟他的话就是落后的。但是事实上，语言受人的意识影响，把人的意识排除掉，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肯定有学生相信美国学者，但是也有人怀疑。假如你信以为真，以为美国人都这样，于是我以为就是这样。但美国是有矛盾的国家，我们认为美国先进的、流行的这些东西，其实不然。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语言理论，一是汉语结构，一是语言分析应不应该把人的意识分离开。我也是把国外的分析方法运用过来。我去哥伦比亚大学之后，认为国外的东西是需要学的，但实际上很多东西不是绝对的，他们有他们的传统。搞文化的人，一定要把基本功打好，归根到底是这个。并不是很前沿的、很实用的、票房很高的就好，基础也是需要的，两方面应该有一些平衡。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大学学习的都是西方的东西，全国都是这样。倒过来讲50年代的时候，可能是比较片面，但是基础的东西还比较受重视。实际上，国家要发展，要有不同的内容。创新是什么?创新在几个阶段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过去是说在科学上有成就，在世界认识的本质问题上有新的见解，像爱因斯坦这种发现新的东西是创新。国外学回来的我们也不排除，但是他在国外也就呆了几年，而且他是有目标去学的，也就是学中国没有的;回来的话中国基本的东西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