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文化史研究
1981年年底,我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校区进修了一年半。大概是1981年的11月份去的,1983年的5月份回到上海。“文革”以后学校很急切地想恢复教学和科研。我毕业留校后20多年里,一直研究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教育的,担任靳文翰先生的助教,我感觉到过去我们的教育主要就是搞政治史教育,还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历史搞得很简单化,很枯燥,不科学。可是历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我进修以后感觉到我们应该注重研究更广泛的历史,比如文化史。我回来后就大力倡导研究文化史。
这个时候有一个东北师范大学的老教授,叫林志纯[9]先生,他和我们历史系的老教授周谷城先生都提倡要重视对欧洲古典文化的研究,像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研究。我是非常赞成的,这正好和我想的要推广世界文化史的研究是一致的,所以就争取教育部和学校的支持,来推动文化史的研究。在周谷城先生,还有田汝康先生的倡导下,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编撰了一套世界文化丛书,90年代出版了,一共40本书。有写的专著,有编著,还有翻译的,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影响很大。我在系里面也开了世界文化史的课,还在1988年出了一本《世界文化史通论》,这是国内比较早的关于世界文化史的书[10]。
因为文化史的内容很广泛,“文革”期间我们国家搞得很闭塞,老百姓和一般的民众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很少,通过文化史可以了解到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民族,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各种文化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我认为,世界的文化将来总是要逐渐融合的。
我回来后还有件事,就是担任了历史系的系主任,我在倡导世界文化史研究的同时,也鼓励大家搞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国文化史有一批老师,比如朱维铮老师、姜义华老师,最有名的蔡尚思老先生,还有李华兴老师,他们一起倡导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那个时期复旦历史系文化史的研究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蔡尚思老先生也当过复旦的副校长,他一百零几岁过世的,后来他的全集出版影响很大。在世界文化史的古典文化研究中,李春元老师起了很大的作用,他50年代就到东北进修古典文明。
1985年,历史系召开了一次传统文化的讨论会;1987年,举办儒家文化讨论会。这两次会议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姜义华老师、朱维铮老师他们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是周谷城老师出面的,海外有很多人来参加。
当时我们系里还编了一套民国丛书,就是民国时期的重要的学术著作,把它们汇编成了一套丛书。王明根老师起了很大作用,他当时担任过历史系资料室的主任,后来做过复旦图书馆的副馆长,他出了很大的力。主编是周谷城先生,这套书到现在影响还是很大。我在系里面大力恢复、整顿历史系的教育科研工作,扩大我们历史系研究领域的范围,特别倡导文化史的研究,在复旦乃至国内大概都比较早,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