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论文的样本:一千个上海人家

学完以后要分配工作，当时就是先报志愿，再按国家需要、地方需要来统一安排。分配的缺点就是个人意愿不一定能完全满足，好处就是不用为找工作发愁。我就被分配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当研究生，没有经过考试，那时国家没有研究生制度。苏联有副博士研究生，相当于硕士研究生。苏联专家来了，由他带研究生，以便吸收他国经验，同时再配一个中国的导师，这样我就有两个导师，一个苏联导师，一个中国导师。我在这里学了三年，写论文、答辩。论文答辩不会比现在松，而是比现在要求严。数据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当时没电脑，完全用手写，统计数据，用计算机摇。

我选的题目是:一个腹泻病人周围的人有什么危险性?就是说他会传给别人吗?传给几个人?情况怎么样?这个题目可以选择到托儿所、工厂去做，但我选择了家庭，这就增加了难度。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人腹泻，其他人会传染上吗?传染的广度如何?传染期多长?这个题目还是很麻烦的。为什么呢?我要观察每一个接触者，但接触者是好好的，并没有生病，你要检查他有没有同样的病原菌，就要从肛门采样，用棉花签，粘甘油，从家里的老头、老太、小姑娘再到呱呱叫的小孩都要采。如果光采成人，未成人不采，那样本的可靠性就打了折扣。这个动员工作非常吃力，要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还要采到手，动作要快，还不能给他们有任何不好的感觉，否则下次就不给我采了，每人要采四次。

郁庆福(左二)在农村走访

我每天从早上出去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到宿舍，如果这一天下大雨的话，马路积水那么高，就把裤脚卷起来走过去，到了人家门口裤子再撂下来，跑进去。我还背着一个医药箱，我自己花34元钱买的，箱子现在还在呢。箱里放着简单的医疗器械，万一人家有什么问题，我还可以解答解答，听诊器也有。当时有的人家很好，觉得我是在关心他们的健康;有的人家不太高兴，勉强接受，我只好厚着脸皮。这样的话要走多少路，就更没法说了。某某弄堂里几号几室，弄内还分甲弄、乙弄，不少是棚户区。我要的是初发病例，就是刚发病、急性发作的时候，在发病三天内我要找到这个病人，他们白天不在，我就晚上去，因为晚上上班、上学的都回家了，所以我多半晚上要出去，等我自己吃晚饭已经九点钟了，在长寿路一个小饭馆里，总是吃碗豆腐羹，三两饭，四毛钱。就这样，回到学校大概十点钟以后。采好样我还要做实验，当场把样品放到冰箱里，否则的话细菌要死掉。我在CDC(疾控中心)里面借他们的实验室，在他们的帮助下做这个事情。我在三个防疫站一共访问了一千多家人家，因为样本太小不行的，样本要大，样本越大越有代表性。然后再统计分析。还要做环境调查:你家有没有自来水?自来水在什么地方?有的要走50米远。调查表很详细，当时我一边填调查表一边采样，通通一个人很快完成，非常紧张。这样才完成我的论文，最后在学校当了助教，就这么留下来，到现在一直在学校，没有变动过。

在五六十年代，思想上要求很高，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多，比较动荡，这些我们每个人都要参加的。要求我们做老师的都要深入到农村，到工厂去。你如果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不了解社会，那你将来为谁服务?温总理现在不是也讲类似的话吗，“到农村去”，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当时也不怕，就去了。每年的秋收时节，我们都要下去几个礼拜，去帮助秋收，也去工厂里帮助战高温。到农村农民要干什么活，我们就干什么活。农民要割稻，我们也要割稻。不会怎么办，不会也得会呀。这个活可不是好干的，割稻，腰一直弯着，镰刀要用力气，一刀下去就割一把稻，速度也不能太慢，人家农民很快到前面去了，你这点还没割完，就不好意思了，还得往前抢。至于插秧，不是用插秧机，而是用手，那时候还没有插秧机。两脚放在这里，脚中间一共六棵，往后退再六棵，有时蚂蟥会咬你。这个还好，我们都能学会，学得很快，还能坚持下来，辛苦是辛苦一点，累是累一点，吃饭就是没菜的话也吃得很多很香。还有脱粒，把一捆稻放在机器里滚来滚去，谷子外壳飞出去，米粒留下来。冬天要种麦子，地要重新翻过，把泥块掘起、敲碎，然后拉平。在厂里我在炼钢炉旁边干过，帮助他们做小工。还做过巧克力，帮他们推车子，包装。也做过电线插座、开关。我干过很多活，这些都很有意思。一天别人做八小时，我们也做八小时。做工确实蛮辛苦，我们都体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