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
刘:好像到1986年，我才评上教授。我们系里就我和陈其人[12]评上[13]。因为“文化大革命”时职称不搞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又开始评教授、副教授。“文化大革命”以后，原来搞了几届硕士研究生，1986年以后招博士生。我的学生中博士生有十七八个，还有三个韩国留学生。我为人和气，从来不跟人发脾气，但是我的学生怕我，他们写的东西不好，特别是写论文东拼西凑，我批评他们很严厉，东抄西拼的论文我不看。这些学生里刘杰现在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硕士生在我们学校好几个呢，我们系里有我的博士生肖佳灵、陈之敏、包霞琴，他们现在都是教授、副教授了。
(刘老师从包里面拿出两个很旧的红色封皮的电话本，接着用放大镜，翻出学生的名字给我们看，并跟我们一一核对学生的名字)
俞正樑原来在我们系，现在调到交大，也退休了吧?陈卫现在是驻美大使馆武官。韩国留学生有朴瑞玲、郭德焕、陈彦希。邱开明现在在中央台办。王运祥现在在广州外语学院。陆志安现在在复旦法学院，王蔚现在在上海政法学院，好像是党委办公室主任。陈建安现在是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任晓现在在美国研究中心。
再:刘老师，学生如果跟您持不同的意见，会跟您讨论吗?
刘:有!有的学生接触外国的专著比我还多，我从学生那里吸收了很多的知识，包括外国留学生，但是我们那时候主要还是灌输啊!现在看来这一套不行了。特别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年轻，是新学科、边缘性学科，知识面要求广，所以我们要求学生写文章要用一手材料，不要抄人家的，在这方面卡得比较严格，学生可能觉得我比较严。
搞学术引用人家的资料观点你就要加注，这是做学问起码的道理了。搞理科，人家弄出数据，不能当成自己的。那么搞文科，你的观点加上你的材料如果是人家的一定要加注释，这样才是搞学术。当然，抄的也有，抄什么?教材!教材是大家的成果，但是如果这个教材里的某个观点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你一定要加注，如果是那种宽泛的见解或者资料，当然可以拿过来用。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把人家的成果当成自己的成果，这就不对了。
刘:我对政治的要求也很严，像“六四”的时候，学生要上街，我说你们搞什么?学生要搞学问，你们不要乱搞。我跟他们就这样讲啊，我的学生就没人去参加。
马:那您的学生对您的严格要求抱怨吗?
刘:这倒没有。我有点倚老卖老，老教师了，特别像我们这种新学科，连我们都没有很好的基础，我们都是半路出家。严格讲，我只能算是把学科慢慢扶植起来。
马:刘老师，您的学生毕业后还来看望你吗?
刘:有，每年都有，有的在外地打电话。
再:到现在还有联系?
刘:有，有。有的过年打电话拜年，在上海的有时候也会打电话。
再:刘老师，您的子女呢?
刘:子女啊，哎呀，我很抱歉，因为我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小孩管得太少，现在，我儿子都说:“你为什么不打我，打我，我就成材了。”他开玩笑说的。我的小女儿，大学毕业到美国考个研究生，现在在公司工作，其他两个孩子都是中学毕业的，大学都没读，我们都忙，没顾上他们。我现在是第二次结婚，我原来的老伴走了，我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概我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没把自己的儿女教育好，我们两个都是忙人。
再:不是，您教出来的所有的学生都是您的子女啊。
刘:对对对，比子女还要好，哈哈。(大笑)
再:桃李满天下嘛。
刘:对对，比子女还要强，我太忙了，毕竟自己的分内工作也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就住在这所房子(指老干部活动室)，一个礼拜只回家一次啊，那时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休息，没有两天。
再:您爱人也很忙吗?
刘:是啊，她是中科院上海分院一个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所以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自己的子女教育好。教育人是最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