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对学生有着社会责任感”
赵、刘:您曾经主张师生关系应该是一种良好的人文关系，能不能讲讲您的师生关系?
曹:不管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一个有良知的老师应该是对学生负责。我认为老师对学生有着社会责任感，不是一般的责任感，是社会责任感。因为有时候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是对学生，甚至还会影响到社会。我曾经讲过，社会上有两种人不能坏，一种是教师，一种是医生。如果这两种人坏了，社会就完了。为什么呢?老师变坏了，影响一代人。现在一些老师从小学开始就对学生影响很不好，他们不懂得拿破仑的理论，现在的小孩子都是比物质条件。医生也不能坏，医生坏了是要毁灭民众的。最近报纸上讲，左腿有病右腿开刀，当然这个是一个人的问题。反过来我们想一下，如果是这个医生看不出来的，他用的是带传染性的治疗方法，不是要毁掉民众吗?医生要有良心，教师要有良心，这两种人是社会上不能变坏的。他们是社会上良心的标准，如果这两种人坏了，这个社会就完了。如果这两种人不坏，社会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他们是影响一代人的，影响民众的。
当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我认为除了教学的关系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平等的关系，除了这种学术的延续性以外还要有一种自然的随意性。现在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好像不那么密切，过去我们的师生关系是很好的，以前我的学生经常来我家。过去我记得学生三天两头跑我家来，还有一些青年教师也是，来讨论问题，包括我的博士生都是来我家上课的，很随意的。课后在我们家吃饭，他们和我打声招呼，“曹老师我来你家吃饭了”，很自然的。反过来说我有很多事情都是学生帮我做的，我搬了三次家，都是学生帮我搬的。第一次是本科生搬的，从第一宿舍搬到第三宿舍;第二次是硕士生搬的，从第三宿舍搬到凉城宿舍;第三次是博士生搬的。所以现在想想很有意思，因为我带过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我从凉城搬到市内的时候是博士生帮我搬的，都很随意的。从第三宿舍拉到凉城是硕士生拉了十几辆黄鱼车搬的，从来没有什么隔阂。老师、学生都是很平等、平和的，平平淡淡，很随意的。
中国传统讲的师道尊严我不能完全认同，这个是过去传统的思想，我认为这个要现代化。至少我认为在学术面前、在真理面前应该是平等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都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你们看到蔡尚思先生的学生在他逝世后写的文章[2]吗?他说我很相信我的老师，我很尊敬他，但是我认为他不是国学大师，因为先秦的思想不是儒家的。哪一个国学大师认为先秦的东西不属于儒家呢?蔡尚思先生是很耿直的，思想不大变的。所以师生在学术上还是应该平等的。
另外我还是提倡学生应该独立，我一直对学生讲，你们一定要研究老师不懂的问题，研究别人不懂的问题，这才叫研究。人人皆知的问题你研究它还有什么意思?我看到陈平原回忆王瑶先生的文章，王瑶引用了顾炎武的一句话，他说“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3]，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要研究前人没有研究的问题，而后人非研究不可的问题，你再去研究，这是很了不起的。我曾经对博士生讲，你的选题得是我不懂的问题，你如果研究我懂的问题你就超不过我了，你研究我不懂的问题你肯定超过我了。而且研究的问题要别人不懂的，你研究别人都懂的，到时候论文答辩的时候都会被别人问倒，众人皆知的问题大家都会提问题，大家不知道的问题都没有人可以提问题。这些东西都是“教学相长”。如果我有不懂的地方，我就去请教别人，“不耻下问”嘛。我碰到过有的课题我不懂，我就去请教别的老师，请他们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不要因为面子问题就不去问问题。
另外，老师训练学生做课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如果老师要学生帮着做课题，那么在学术上就应该是“伙伴”关系，不是“老板”关系。现在大家都把这种关系看作“老板”和“伙计”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伙伴”关系，是平等的。老师做不过来课题的时候叫学生做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所有的成果应该是平等享受，门户开放的，这就像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利益均等。这是做课题的一个条件。第二种如果是老师训练学生做课题，我认为应该加强指导，不能撒手不管。因为你是有意让他锻炼，就要达到锻炼的目的，就要指导，不能要求很高。如果是让他帮忙做，就要做到门户开放、利益均等。所以应该区分这两种情况。
教书育人其实是没有模式的。你怎么育人，有没有什么模式?我认为没有的。最重要的就是教师的人格，教师的教育行为。从育人的角度来讲，不是你怎么教育学生的问题，而是你怎么做人的问题。所以说没有统一的模式。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关键的问题是老师的行为怎么样，因为老师的道德行为是学生无形的榜样。所以对学生应该是，哪怕学生犯错误，你也应该爱护他。上帝也讲嘛，允许青年人犯错误。老师这样对学生，也是育人的一种模式。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做。我有一个问题很注意，就是说我对学生从来不针对一个人的问题同他谈问题。如果这个学生有问题，也不能公开地同他谈问题。你们读历史也应该知道，古代一般对人批评指责要进密室里批评他，不能公开。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一般都是在随意当中谈谈故事而已，谈谈做人要有道德的底线。老师有的时候讲一句话会影响学生一辈子，这个我倒是有很多例子。我有一个学生过去同我谈过，他说读书没有意思，我就很随意地讲了一句话，“知识总是有用的，你读了你就知道了”。十几年以后我碰到他，他说“曹老师，我当时听了你这句话就没有泄气”。他现在做得相当不错，是香港一家英文报纸的副主编，我上次去香港时他跟我讲了这件事，我都已经忘掉了。从这件事情上我想，有的时候讲一句好话对学生会有一辈子的影响，而你做一次坏事也可能对学生有一辈子的影响，这是一样的。好话和坏话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所以老师对学生应该是平淡而且真诚的，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过去同学生的交往是比较多的，过去是特殊情况，过去我长期同学生住在一起，和学生的关系都比较融洽。学生有什么问题都会和我说，但是我也不是指导员，也不是辅导员，当时我们青年教师都住在学生宿舍那里，能坚持下来的人不多。因为我家不在上海，所以我一直住在学生宿舍7号楼，全校都知道我住在那里，我跟学生有一种除掉教师架子以外的平常人的交往关系，这个对师生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过去老师、同学间师生关系确实比较好，比如王沪宁经常跑到学生那里，和学生一道交谈，当时关系都很融洽的。
现在师生关系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知识产权”，我曾经宣布过，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知识产权，你们随便用。学生用老师的东西还有什么知识产权?老师本来就是传授知识的，你的工资已经拿了，你还要什么知识产权呢?你本来就应该讲的。甚至扩大来说，老师的成果，特别是同学生一道做的，就更加应该是开放的。老师同学生不要讲知识产权的问题。曾经有人把我的谈话记录下来出了书，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他把我的观点出书发表了，就是传播了我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好的。有一次我去台湾，发现我的书被盗版了，有学生建议我打官司，我说不要了，他把我的书盗版到那边就是传播了，我已经很高兴了。
我看现在的师生关系很多地方都是失策的。比如现在办了很多大学城，我去看了看，发现是“大学生城”，是没有老师的，这就是一个失误。大学城的意思本来是给予老师和学生交流的机会，所以我们模仿了西方国家的模式，但是对于其中的精神却没有模仿到，我们的大学城是没有精神支撑的大学城，没有学术支撑的大学城。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城，老师和学生在大学城里可以沟通。可现在我们的大学城都是生活和服务设施，没有考虑到学术平台，特别是师生的交流平台。西方他们也有喝喝咖啡什么的，这是一种师生交流的平台，现在是只有学生的大学城，没有老师的大学城，这不是真正的大学城。大学城应该智通天下，知识在那里流通，这是我的一点感慨。
赵、刘: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同过去相比缺少什么?或者说不足之处在哪里?
曹:缺一样东西，就是耐心。现在大家比较急于求成，包括我们很多青年老师。现在我们的条件都很好，尤其是复旦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包括学术思想、条件都还可以。不光我们的青年教师和大学生，现在整个社会的青年都是没有耐心的，把名利看得太重。做学问是需要有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