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记忆
在重庆歌乐山有一个盆地，在这里开了中央医院，南京的中央医院搬过来作为我们的实习医院。那时全国有名的医生都是我们的老师，全国很有名的外科医生沈克非就是我们的老师，耳鼻喉科的王鹏万、眼科郭秉宽、皮肤科杨国樑，还有内科应元岳、病理科的谷镜汧，他们都是国内一流的医生，最有名的。
我们1941年到重庆。那时日本人已经把香港占领了，港大关闭掉了，港大医学院学生并到上海医学院来，我们班多了8个香港大学的学生。他们有的是香港人，有的是马来西亚人，讲话讲不来，听课记笔记也有困难。我们就帮忙，他们念书不如我们用功，喜欢玩，我们就帮他们忙，毕业的时候帮他们过关。一共8个人，我们有二十几人，加起来三十多人。在上海老师们经常用外语上课，在重庆大部分老师用中文上课，有些术语名词用英文。港大有一个妇产科医生叫Gorden King，英国人，是他带了那8个学生来重庆，他给我们讲妇产科学，学生就插在我们班里。
到了重庆，刚好遇到日军实施对重庆的大轰炸。每天还没亮，警报就来了。侦察机兜了一圈，寻找轰炸的目标，回去后，紧急警报就来了，轰炸机来了，九架一批，“轰轰轰”炸弹下完了就走了。第二批又来了，炸完了就走了。一直要到四五点钟，天黑才停，日本人叫疲劳轰炸。我们刚到的时候，重庆隧道惨案刚好发生。当时国民政府为老百姓挖地道，造防空洞。重庆人口很集中，地方又小，挖防空洞，挖得很深，老百姓躲进去很多。有的上千人在里面，空气不流通，很闷。当一批轰炸机扔完炸弹以后，里面的人出来在洞口暂时休息，把洞口堵了，里面空气更差，洞内的人恐慌起来拼命向洞口挤逃，结果闷死、踩死了上千人。这个惨案报纸上登了，并批评政府，后来政府才作了改善。疲劳轰炸大概有一个多月，晚上有月亮的日子，也来轰炸，睡也不敢睡，很累人。
四年级的时候，临床课程是外科、内科、泌尿科、骨科、小儿科、五官科，都是由各科专家来教。四年级还有一些临床示教，十个人一组，由医生带着进病房看病人，并为你讲解病人患的是什么病、有什么症状、怎样诊断、如何治疗等。五年级见习，负责某个病人，写病史、检查体格，看看有什么阳性体征。六年级实习，住在医院，管病房，负责几个病床，都归你管。
生活上比较艰苦，学习时用纸很缺乏，用的纸比我们现在的草纸还要粗糙。写到后来，笔尖都会被磨平。另外，生活费有限，很艰苦，跟上海家里联系不上，来的时候带的一点零用钱都花光了，我们只能自力更生。我和另一个姓吴的同学(后来他在南京中央医院做了内科主任)因钢笔字写得好，被教务长看中了，一到假期就叫我们帮忙抄写讲义之类的教材，给我们一些钱，这是一个生活来源。另外一个就是献血。那时是直接输血，你睡在手术台上，病人也睡在手术台上。血抽出来加点抗凝剂，血就不会凝固，马上输给另一个人，一次可以输200—300毫升。
六年级毕业后，国家征调，这样就业问题就解决了。那时毕业一般是组织上分配，留院工作这是最好，留在学校做医生;第二等是卫生系统，如国家卫生部、公立医院、公路卫生站;第三等是去军队系统的卫生单位工作。女同志要照顾，我顺其自然，反正是为国家服务，随便都可以。
我分到部队里面了，在军医署，这是国家军队系统的总卫生机构。在军队里面有个卫生司，下面有保健防疫科，管军队的保健防疫工作，主要是全国各地军队系统发生疫情的预防、分发药品、制订规章制度，执行上面的政策，要分发就给分发下去，一般都是发号施令，很少出去，终日坐办公室，当个小官，级别为一等军医佐，相当于上尉的级别。月薪是80法币，那时80块相当于买半双皮鞋的价钱，还是最差的皮鞋，这种皮鞋的鞋底都是用废旧车胎切下来做的。其他什么都不能买了，只能靠我们从家里带来的东西继续使用。军队给军装，薪水比在医院里低。这个钱我省吃俭用，很担心日本人再打进来还得再次逃难时用，到那时得自己工作，自己想办法。80块我们拿了很少用，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吃的饭很差，我们叫“三多米”，就是谷子收下来之后敲敲打打去壳后的糙米，里面石子很多、稗子多、没有脱掉的谷子多，很难吃。老师傅做饭时把米放在竹编的盘子里转，谷子和稗子集中到中间来，石子则都集中到外围，他把外面的拿掉、中间的也拿掉，我看他们每天烧饭都是这样，很艰苦。
在重庆山上吃水也很困难，重庆山上是靠天吃饭。一下雨我们就拿脸盆去接水，这是最好的水，还有就是泉水，可是我们住的歌乐山没有泉水，只有一个地方有泉水，就是石头缝里，我们去舀，舀不干的，这也是比较好的水。还有就是稻田里面干净的水舀出来，再用明矾加工。用水很紧张，每个人定量分配，早上起来给一脸盆水，洗脸洗脚就都包括了，很苦的。
后来实习医生做完了，我们就到重庆市里去工作。要自己去找，我的老师是沈克非教授[2]，当时他是卫生署副署长，我就去找他，说我想做外科医生。他说:你晓得吗?做外科医生很辛苦，责任也很重大，开刀要负责的，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都考虑过了。他就给我安排工作，到重庆市市民医院。重庆就这一个大医院，其他都是私立医院。这个医院里都是我们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我的上一级、主任一级的，都是从我们医学院毕业出来的，都是“自己人”。我1944年毕业，1945年征调一年，1946年到市民医院。9月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重庆市沸腾了，美军开了吉普车在街上跑，重庆市民成千上万上街敲锣打鼓庆祝胜利。
胜利后，重庆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派针锋相对，发生了几件事，我都经历过。一件事情是，解放军高级军官开了一部吉普车，在小龙坎国民党部队有关口，他开过来要过关，国民党要检查，他不让检查就冲过去，国民党开枪，一枪打进胸腔，送到市民医院，一到医院，就死了。这个事情很大，倾向共产党的老百姓一下就把医院把包围了。冲到一楼，一楼是门诊、急诊的地方，全部被占领，楼梯也被占领，闹得很厉害。谈判谈了三天，做了解剖，把子弹取出来。我记得是李少石[3]军官。第二件事情是重庆发生《新华日报》被砸。《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在重庆有个办事处，在七星岗。一晚，老百姓冲上去，把东西都丢到窗口下，有几个报馆的工作人员被打伤，送到市民医院。那是国共谈判的时候，报道说是老百姓砸的，我们就觉得不对头，有人说是国民党的特务砸的，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新华日报》馆被砸了。还有一个就是校场口事件。政治协商会议开完，有些进步人士去演讲，倾向国民党的也有人去演讲，两派打起来，有些人打伤了，送到我们市民医院的有3个人，都是民主人士，倾向共产党的。伤势不是很重，送到医院来，共产党的首脑周恩来啊都来医院看望，要和医生谈话。我是医生，就去谈。周恩来讲要关心、要保护这些人，我说，好，知道了。这些人实际不需要住院，都可以走动。这些人白天出去，晚上回来，其实白天去开会。既然住进来嘛，我们就给你看看;治疗的项目是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