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际政治系和美国研究中心
刘:1960年，好像北大先提出来建立政治系。刚解放时，认为原来的政治系[5]是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都撤掉了。现在看来，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仍然需要研究和培养人才，只不过东西方的各个国家有不同的理论体系罢了。复旦和北大、人大商量，提议恢复政治学系。到1963年还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加强对外国的研究，决定在北大、人大、复旦设立国际政治系。当时三个学校各有分工。上海要多研究西方欧美，因为上海的英语力量强。北大研究亚非拉，北大的东方语言强，季羡林就是东方语言的大师，他研究佛经，懂梵文。三个学校还分头建立研究所，我校建的是西方经济研究所，就是现在的世界经济研究所。我们复旦以前也没有办过国际政治系，当时我们国家只有外交学院有国际政治专业，那是培养外交干部的。学校就派我到外交学院进修两年，进修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外交。当时，陈毅任外交部长，兼外交学院的院长。我在外交学院呆了两年，把上述两门课程“搬”回来，系里的其他课程逐步建立起来。
所以，我也谈不上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代，我是“搬”人家的。原来文科都是用苏联的教材，除了中共党史是中国人编的，其他都是外国人编的，像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都是外国人编的。当时外交学院院长陈毅说:“你们不要跟学生上课，上这个课都没用，要编我们自己的国际关系。”外交学院在编《中国对外关系》时，我参加了，然后就回来搞了两门课，一门是国际关系史，那是讲历史，我们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没有。当时苏联也没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来的，我们叫国际关系史。另外一门就是外交史，实际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也就是编我们中国人的外交史。我从外交学院回来以后，就把这两门课“搬”到了我们学校。外交学院当时就开始编中国的教材，原来苏联那一套教材不用了。
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我们复旦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这套书也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关系史，是资料书，选的都是美国的原始资料，我们把它翻译出来编的。你们要学世界现代史，肯定要用这套资料，那时候我也参加编译了，是由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开祥[7]和刘同舜[8]他们编的。
马:在国际政治系建立的过程中，您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刘:谈不到。因为我们以前也没有办过国际政治系，当时“搬”了两门课——现代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回来。我当时就负责国际关系教研室，当教研室主任。国际关系在中国是新兴的带有边缘性的学科，所谓边缘性就是指文科基础要好，不仅外文要好，还有历史、经济也要好，研究国际关系不懂经济也不行，所以说我们那时当老师是不够格的。我们只是把专业建立起来，慢慢培养人才，这个学科在我们国家是年轻的，也跟不上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正好又碰到全球化，中国起来，它就靠全球化也发展起来了。整个学科跟不上中国发展的步伐，现在好一点了，国内很多人搞。
马:复旦刚建立国际政治系时遇到哪些困难呢?
刘:困难主要是师资问题。我去外交学院时，他们正好编中国的教材，我就去“搬”回来，“再”培养师资。这个专业谁也没学过，就从历史、外语、经济系拉来一些青年教师放到我们系，都是其他系的教师。你们历史系毕业的颜声毅[9]当教研室副主任，他虽然是历史系的，但毕竟是搞世界史的，国际关系也接触到一些。再加上经济系的一些青年教师。现在搞国际关系，不能单纯靠历史知识，还要懂经济，特别是经济学基础要好。
我们不仅请本校的老师，还请外校的老师，有一位青年教师是南开大学经济系的，后来他搞了两届，又到美国去了。我们这里老师到美国去的很多，因为我还兼美研中心[10]的副主任，谢校长希望我们的老师到美国去培训，当时好多都去美国学习，因此留在美研中心的大都跑到美国去了。
再:美国研究中心当时起了个绿色通道的作用?
刘:对，对。刚刚改革开放时，教育部在我校设立一个点，叫“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由我负责招考留美预备生，但是不久就撤销了。
马:这些送出去的学生有回来的吗?
刘:回来的也有。我们系1977届、1978届毕业生，大都到美国学习过。里根总统来，谢校长接待里根那一年，美国因为是总统出访，所以来之前两个月就派了一帮子谋士到我们系来训练我们系的研究生，接待里根。后来说我们培养的人外语好，又懂国际关系知识，动员我们去，在大礼堂提问什么的都是我们系承担的。后来美国人也就知道了，复旦的国际关系是最好的。1977届是头一届，1977届、1978届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到美国去了，回来的也有，但好像不是很多。后面几届也大都到美国进修或作访问学者，像陈志敏啊，都出去过，到美国进修，待两年。美国哈佛大学不是有一个专门的东亚研究中心吗，我们系好几个人都去过。
到八十年代的时候，谢希德当校长，搞了一次系主任选举，结果把我选为国际政治系系主任。复旦就搞过那么一次系主任选举，我担任了一届，从1983年到1986年。
马:您跟我们讲一讲选举的经过吧?
刘:那时候谢希德刚刚当校长，就那一次搞了系主任选举，由各个系的教师来选，教师是讲师以上投票选举。
再:那是匿名投票吗?
刘:就是不记名投票，大家投好了。结果选到我，我只好干了，当了一届，1983年到1986年。同时谢希德校长建立了美国研究中心。谢希德开始是当副校长，后来才是校长，再后来她又当了党中央的中央委员，为了跟美国发展外交关系。因为谢校长是留学美国的，回国后到复旦任教。后来美国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在复旦作讲演，跟复旦拉关系，说谢校长跟里根的夫人是同学，实际上她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11]。里根答应由美国出资建立复旦的美国研究中心大楼。谢希德任命我兼任美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那时候美研中心主要是接待外宾，研究工作很少，因为刚刚开始。
我跟谢校长的交往比较多。谢校长人很好，毕竟是学者，对人非常关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我老伴生病去世，谢校长知道后，就发给我一笔慰问金，虽然钱不多。谢校长很关心教师。不过我也就是帮谢校长接待外宾，那时候很难搞研究。当时外交部办公室发函要求四个大学研究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校方要我负责，所以才搞了一段国际人权研究。
再:那时候接待的外宾的身份是什么呢?
刘:主要接待的还是学者。谢希德接待过里根，这是少数的。里根来的时候，规模很大，我们整个系都参与了，我们那个系当时也叫第二外语系。研究国际关系连外语都不懂，那怎么研究?我们系有外语教师。这也巧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要培养无产阶级大使，就是工人大使(刘老师哈哈大笑)，这也是天方夜谭，工人文化程度那么低，怎么培养呢?真的就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设立工人大使培训班，调来了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的外语教师，结果复旦占了便宜。三个大学的国政系建立以后，他们北大和人大两个系都没有本系的外文教师，他们的外语靠外文系，而我们系有专门的外语教师。我们培养的人外语又好，又有国际关系知识。外交部表扬复旦大学办得好，有国际关系的知识水平，又懂外语。培养外交人才，不懂外语怎么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