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中的童年
我1933年秋季出生在苏州娄门外一个柴火店楼上。因为我父亲当时在苏州附近一个叫外跨塘的小车站做站长，所以我母亲在临产前就到苏州，在娄门一个外卖柴火的店楼上租了一间房。我是早晨生的，请的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接生的女医生。所以我生在苏州，但是我的祖籍是上海嘉定，当时属于江苏省。我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他靠在私塾教书为生，也在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教过几年，做过语文教师。
我的外公是安徽人，学生意来到上海，在嘉定南翔生活。我母亲只读了三四年书，只是个家庭主妇，但她对我影响很大。我还有一个姐姐，家里面就我们四个人。姐姐现在在武汉，82岁了，她是制药厂的工程师。我4岁时，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当时我在南翔，那时我爸爸在南翔的火车站当站长。在1937年的8月，我们就逃难到上海法租界。我还记得，当时在火车上很挤的，逃到上海来，住在法租界里面，和外婆家住在一起，有几个小孩子，大概在现在的复兴中路那里，当时叫拉斐德路。这时我4岁。
6岁时，我生了一场大病——肺炎，大概病了两年。父亲逃难出来以后就没有了工作，家人没能及时送我去治病，病情延误了，最后医生说肺发炎化脓了，要引流开刀，就住进了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就是现在的华山医院，住了一年多，这把我们家里逃难出来前积蓄的钱都花光了。
爸爸在上海就一直没有工作了，那时已经计划内撤去昆明，准备好了护照，想先坐船到河内，再通过小铁路去昆明，可是因为我生病，只好留下来了，没去成。我该念小学一年级时因为生病没有学，后来就跳级读二年级。我念的第一个小学是上海的中国女子中学附属小学。小学部有男生，中学部才只收女生。
1941年光景，父亲就又当上了沪杭线上的松江站站长。我就转到松江去读小学——普照寺小学，在那里从三年级读到五年级。这期间有个插曲，是我父亲曾经被宪兵抓进去关了一个多月，因为他有一个无线电台，会打电报，后来被保了出来。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又回到外跨塘站当站长，我就转学到外跨塘小学，读六年级。
1946年我进了苏州的有原中学，这是震旦大学的附属中学，是一所天主教的教会学校。这所学校英语很强。1949年解放时，我读初三了，我的高中也是在有原读的。
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应该是我妈妈。我妈妈很奇怪，她自己读了小学没毕业，但古文蛮好，逼着我念四书五经。那时我们已经读新式的书了，但她仍然要求我读四书五经。妈妈给我灌输一个思想，就是要努力读书。还有一点，因为我是独生子，而且小时候生过病，妈妈很疼我，我们感情很好。当然我跟爸爸的感情也很好。后来我在外婆家生活，外婆家有一群表弟妹，舅舅对我们也很宠爱，很喜欢我们。小时候有个问题，因为我爸爸是在铁路上工作的，经常要搬家，所以小时候跟学校里的同学不熟，过了两年就换掉，所以我小时候很要好的同学就没有，不像有的小孩子，有终生的朋友，从小玩到大，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我经常搬家，在我中学毕业前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处于战乱时期，经常逃，一打仗就逃。
很小的时候虽然不太懂，但到了三四年级也痛恨日本人，好像到现在记得最牢的歌就是《满江红》，“怒发冲冠”，我小学时老师也不敢公开反日，但是还是要灌输学生抗日的思想，所以就教我们《满江红》和《木兰从军》，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条件进行比较好的兴趣培养。我很喜欢音乐，但是没有条件，买不起钢琴，那么就吹吹口琴，唱唱歌，所以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因为我开过刀，体育也不太好，但是音乐就行。初中时我在苏州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童声歌咏团，每个礼拜去唱唱歌。
性格上呢，我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那时的人经常有些困难，他有些朋友帮助他，所以应该要广交朋友，要大度地对待朋友，所以我就容易跟人合得来，这是父亲对我的影响。我在有原中学读书时，我爸爸在乡下车站工作，所以我就住在学校里。我和这四五个住校的同学关系比较好，到现在还有联系。当时的中国有一个习惯，就是结义，结拜兄弟，我们五个人就结拜了。解放后不提倡这个东西了，但是我们的关系还是可以的，有的在哈尔滨，有的在松江，有的已经去世了，关系一直很好，相互比较关注。
高中时我就没有住校了，因为我家搬到苏州城里去了，所以就走读了。1949年解放以后，我们这个学校还是私立的，一直到1952年我高中毕业了以后，才被国家接管，成了公办中学，改名为苏州第六中学。我读书时一直是私立中学，学校校长是个天主教神父，叫张希斌。张校长是上海浦东人，他家里都是信教的，他们有个习惯就是信教的家里面要把一个儿子“送给”神。做神父和牧师不同，是要独身的，不能够结婚。1955年，张校长被打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关了好多年。“文革”后释放，到徐家汇天主教堂担任分堂神父，大约80年代去世的。有原中学很奇怪，它是天主教会的学校，但它不强迫学生信教。所以虽然这是天主教会的学校，但教徒很少，占的比例大概是十分之一。
我们那时候几个朋友虽然在教会学校读书，但并不信教。我记得到初三的时候是1947年、1948年了，初中生不太懂事情，但是我们几个对政治还是比较敏感的，就反感国民党。1948年时，我们中学搬来了另一所学校，是河南迁来的社会教育学院，它借拙政园当校址，流亡学生集中在一起，宣传进步的思想，主要也就是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想求民主。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班上有一些家里很有钱的孩子，还有一些是国民党的官员和高级军官的孩子。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初中在一个寝室里住的，他是当时吴县(苏州)最后一任县长逯建华的儿子，叫逯耀东[1]，他后来也是个历史学家，他跟着父母去了台湾。
逯耀东初中转到我们学校，非常积极进步。他喜欢演戏，喜欢写诗，演的都是骂国民党的戏，苏州有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到他家的后院，在吴县县长家里演戏、排练。他反对国民党，后来他告诉我，这件事被吴县的警察局发现了，就去找他父亲，说:“你的公子在你们家里演戏，你赶快叫他们停止。”警察把他们赶出来，但他还是坚持演，他爸爸也没有办法。后来地下党实际上有人跟他接触，叫他不要走，不要到台湾去，想送他去上海的一个戏剧学校去。他自己愿意跟共产党走，但是他的妈妈说，“我们这次逃难，我的孩子一定要带走，系在我的裤腰带上也要带走”，他就被他妈妈逼着，先逃到了福建，然后坐船到台湾。后来当然没有音信了。80年代中期，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两周，到了历史系，一看历史系教授的名录上有个“逯耀东”。因为这个“逯”姓很少的，名字又一模一样，我就问这位逯先生多大年纪，他们说五十几岁。我又问他在不在，他们说不在，正好回台湾去休假去了。我说，我估计他是我的朋友、同学，请你们告诉他我来过，我在复旦大学教历史。他后来就给我来信，果然是他。我们就恢复联系了，后来比较开放了，他来了大陆好几次，到我们复旦历史系也做过几次报告。
他搞中国史，我搞世界史。他是专门搞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是台湾大学60年代毕业的第一位博士生，以后他到了日本，又到了香港的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是几个书院并起来的，新亚书院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创办的，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逮耀东做了钱穆的弟子。在香港回归前，他又回到台湾大学做教授。但他实际上蛮进步的，他说他到了台湾后坐了三个月牢，台湾当局认为他有亲共的嫌疑，怀疑他是共产党，所以把他关了三个月。但是他爸爸过去不是做县长的吗，所以政界里有人把他保了出来，后来他读了台大，以后又当了教授。他跟我同龄，前几年过世了。他在中学里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他这个人很真诚，虽然是县长的儿子，但是他敢说敢讲，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始终坚持一条——就是讲真话，后来“文革”什么的很乱，但我始终坚持这一条原则:有的话不好讲出来，我可以不讲，但是我绝对不讲假话。所以在“文革”时我也倒霉了，这个我后面会讲到。
中学时，我跟住一个房间的一个姓黄的同学搭档在学校里开了个零食小铺，学校里鼓励我们用来实验的一个小商店，下了课、休息的时候就开，卖点糖果、文具。我们很要好。我们的中学是个男子中学，没有女孩子，平时不准出校门，但是我们作为商店的管理人员平时就可以出去批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学会了怎么买卖经商。赚的钱不多，稍微有一点利润，赚下来的钱就给学生会当活动经费。我自己买东西也同样出钱，就为大家服务了，对我们来讲就是有机会到外面走走。尽管这是一个教会学校，但它还是培养你工作的能力，为同学服务的能力。
当时我们这个学校管得很严，要体罚的。假如你吵闹、吵架、骂人、骂粗话都要被体罚。比如骂了粗话，下课就要对着走廊里的一个大镜子站着，嘴巴上画了红圈，骂了人的话就罚你就连着三天，一下课就站着。还有就是要打手心和罚跑步。到初三时学校也想办法改进，不打不骂了，而是给我们发奖券，表现好了就有，犯规了就罚，激励我们。假如一个学期下来，积攒了一些奖券，就可以换文具。
另外我们学校还有童子军，我们都参加了。童子军还组织野营，十个人一个帐篷住在里面。童子军大概是从英国开始的，早期还帮助英国军队去侦查，后来世界风行了，中国也有实行。我记得有一次到农村里面去野营，自己要烧饭烧菜吃，我们那时初中生不大会烧，我们就烧稀饭，菜也不会做，就到田里面去偷人家农民的莴笋、萝卜，拿来我们也不会烧，把它们洗洗以后腌一腌，就吃了。
我在班级里功课一般还可以，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小孩，但跟周围的人关系还可以。我快要初中毕业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也不好，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爸爸想让我初中读完就去学生意，当学徒。我不想去做学徒，但是不敢讲，是我妈妈坚持了，说还是要让我念书，至少念到高中。那时还没有念大学的想法，念大学都是要比较有钱的人家才可以。按理说我们这个家庭，爸爸是车站站长，在抗战之前，还是有能力勉强供孩子读大学的，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就不太可能了。比较幸运的是，后来共产党解放了，中学还要付学费，大学就不用了。解放时，我在读高中，大家都欢迎解放，很热烈。
我是1952年考大学的，那时我们很幸运，高中毕业生比大学招生的名额还少，所以动员社会上以前没有考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也来考，没有读完高中同等学历的也来考，所以那时是比较容易考取的。那时录取大学生都要登报的，1952年的《解放日报》上都有刊登考上复旦大学的学生名单。我为什么会读历史，主要是因为我中学的历史老师很棒，他讲欧洲近代史讲得很好。考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是浙江大学农业机械系。当时国家要建设，要发展农业机械化。后来我读了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