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自”的大学生活到“填鸭式”的苏联教学模式
赵、刘:那个时候要考上大学应该很难的吧?
曹:很难的，考上了是很幸运的。当时不像现在分理科、文科的，文科、理科都考的，数、理、化、生、英语、汉语，都要考的，还有政治，全面考。考进来以后不但学费全部不要，而且还每人每月发12块饭费，当年12块很好过了。很巧的事情，这是最有趣的事情，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取消了。在这一点我上是很幸运的，我1954年毕业，1955年就取消了。
赵、刘:1955年大学就开始收费了，还是不给生活补助了?
曹:就是不给生活补助了，学费是不收的。我们当时吃饭都是国家包的，所以我们这代人啊，对解放、对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当时确实对解放、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赵、刘:曹老师，我爷爷和您同岁，他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如果超过几门不及格就要退学，当时复旦是这样的吗?
曹:没有碰到过这个事情，也有补考的，每年开学的时候会贴布告出来，什么时候开始补考，你上次不及格的这次可以补考。现在是通知，过去是贴布告的，老师请假也是贴在布告里面，我们到教室外面一看，某某老师请假，好了，回去了，之前不告诉你的，因为没有办法通知你的。我们过去都是学分制，选修课嘛。现在的选修课还不是真正的选修课，我们那个是真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当然，选修课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陷的。
赵、刘:那您当时真正的选修课是怎么样的啊?
曹:选老师啊，如果不到5个学生，老师就开不了课。好的老师大家都选啊，不好的老师大家不选，选修对老师压力很大的，没有人来选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老师也要拉几个学生来，那就是不正之风了。不过也不一定，有的名教授只有几个学生，一对一教嘛，一个学生也教嘛，一个人也讲得津津有味的，很有意思，现在没有这个了。学生可以选老师，老师倒没办法选学生，实际上选修课对老师压力是比较大的，你们现在好像是选修课对学生压力比较大，选修课实际上真正的压力是对老师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明摆着的嘛，是不是?学生不选你的课，你还搞什么呢?所以老师讲课还要能吸引学生，这个是双方面的。
曹沛林(前排中间)1952年与同班同学在复旦老校门前留影
赵、刘:曹老师，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中国教育改革史上的大事，对于您和当时的的同学有什么影响呢?
曹:我们这一代人啊，是什么东西都经历过，正好在我们这个时候教育转型了，1952年嘛。谈到大学里面，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就是开始热情燃烧的岁月，进入运动人生，当然我在高中的时候也去参加运动，参加土改、抗美援朝。一进大学以后，当时大家都是十几岁吧，第一年，实际上是进了大学以后就碰上思想改造，刚刚读了一学期。我是1951年下半年即9月份进复旦的，1951年底到1952年初的时候，开始进行“三反”，“三反”接下来就是思想改造，1951年读了下半年，读了半年书，1952年上半年就整个一学期思想改造，天天听报告、讨论，还上什么课啊?
这个结束以后就是院系调整，我就离开复旦了，到上海财经学院，现在叫上海财经大学。我认为这个半年啊，还是很有收获的，因为我这个小地方来的，一到大上海，一看复旦大学，当然同现在不好比的，这个复旦大学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地方，我们过去住在现在复旦附中那个地方。复旦实际上就是一点点地方，这里是登辉堂、子彬院，那么到这里就是四幢房子，就到四幢房子为止，那边就到后半面了，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那么几幢房子，上课什么的都在这里。
到这里的半年当中，我的印象啊，从学习方面来看，当时的课程很少的，是选修课，我记得一个礼拜总共16节课，包括外语、基础课、政治课，还有些我们财经学院的基础课，会计、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没几门课的，还有俄语。我改读俄语了，为了革命，大家思想也很奇怪的，很少人读英语了，其实我们过去英语还可以的，大家可能寻思着新中国要向苏联学习吧，就学俄语了。教俄语的这个老师又不懂中文，我们好苦啊。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感到当时的学生自学的时间很多，不像现在。课程少，自学时间很多，对我来说却是收获很多。当时图书馆很小、不大的，我从一个小县城来，已经感到这个图书馆很大了，当时我们好多同学基本上都是泡在图书馆里的，因为没有课嘛，所以大家就看书啊。看书，包括我们当时读苏联翻译过来的一些书，我认为可以接触很多新的观点，一些新的哲学概念，甚至是经济学的概念，感到很新鲜。好比对社会发展史，对政治经济学的商品、剩余价值，这些概念都是很新的，所以我们接触这些很新鲜的观点来汲取新的思想。还就是这个时候，书本给了我们一些基础知识，老师上课当然也会讲，但更多的是靠看一些书。
当时看书很多，因为有时间，不像现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没有电视、没有电影，就是看书。我现在一直跟学生讲，你们条件当然比我们好，但你们的诱惑太多了，当时我们只能看书，你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个花花世界，非常诱惑人啊。所以我们当时看的书也很多，除了社会科学的书，文学方面的书也看。过去中学里面也没有什么书可以看，解放前嘛，而且也没有时间看，抓得比较紧的，晚上也要上晚自习的，那个时候泰兴中学很有名的，也是江苏省重点中学，录取率很高的。所以进大学了，这些小说也都看的，巴尔扎克、莫泊桑，包括我们中国的古典——《红楼梦》、《西游记》、《水浒》，巴金的《家》、《春》、《秋》也看。我认为当时学习是很自由的，这一点复旦肯定比其他学校好，学生的自学能力非常强，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读了很多书。
还有当时学生的自治能力非常强，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辅导员，也没有班主任，都是学生自己管自己。当时都是学生自治，叫学生自治会，以后改掉了，现在叫学生会，因为当时学校还没有改革呢，思想改造以后就叫学生会了。当时有的学生比较困难，都是学生自治会的生活委员会管，你别到系里来申请，没有辅导员啊，就是向学生的生活委员会去申请，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学生自己管自己。那这些学生都是我们高年级的学生，都是大三的，我们当时大一嘛，都是学生自己主持，很公平的。
还有就是学生的生活都是自理的。你们现在条件都很好，我们过去都没有的，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面，只有台子，没有凳子的。有的有钱的就买一个藤椅，没有钱的，就是高年级的学生毕业了，一届一届传下去，关系好，就给我了。当时高年级同学毕业以后，他们东西都不要了，都走了，就给低年级同学，那么高年级同学总归是把最差的给你，也很有意思的，所以学生的自理能力很强。后来我到财经学院去，条件稍微好一点，有凳子了。食堂里也没有凳子的，我们食堂从来都是立着吃的，没什么凳子坐下来的。就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饱了，过去吃肉包子有的人要吃四五个。菜是打给你一勺子，饭是到大木桶里自己盛，汤也是放在那里一桶一桶的，你去舀好了，打菜是要划卡的。吃得很好的，早上都是油条、花生米，炒姜，豆浆是敞开肚皮喝的，稀饭敞开供应，馒头也是敞开供应的;中午也吃得挺好的，总归不是排骨，就是红烧鱼，就是凳子没有的，要立着吃。不过当时好像浪费比较少的，大家还是比较自觉的。复旦的外地学生比较多，上海学生不多，上海学生可能比较有钱一点，外地学生一般都比较穷，也不知道是普遍的还是什么的，可能上海生活水平普遍高一点，解放前我们外地苦得要命啊，现在稍微拉平一点，但还是差远了，还是上海生活水平高，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把那个时候的学习归纳成为“三自精神”:自学、自治、自理。老师很少的，哪有现在这么多老师，一个系里面没有几个老师，当然学生也很少的，我们班总共16个人，有的只有10个人左右，像理科有的只有4个人，就几个人，学生也不多。这一段学习啊，从各方面来看，如果对照现在来看，现在是管得太多了，你看我们没有怎么管也不见得变坏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我们班有什么很坏的学生，不走正道的学生好像没有，没发现。
赵、刘:那当时的同学大部分都是走学术之路的吗?
曹:没有，不可能，走学术道路的恐怕只有我一个，有几个本来也走学术道路的，但这是很不容易的，要过五关斩六将。我们有些同学也不错的，比我好，结果也没走下去，可能他太优秀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所以说能走下来还是很不容易的，你还要有一点点机遇，这个话讲不清楚，可能在复旦好一点，到其他地方就糟糕了，复旦再大的问题上面还有人顶着。
我认为复旦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还是宽松一点好。我们共产主义不是主张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吗?怎么我们学生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啊?应该相信我们的学生。你们说院系调整对我们的影响，说实在，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进行过思想改造，而且那时各个方面都还比较单纯，什么都还没搞清楚，才大一，才上一学期，你说能有什么想法?服从为天职，组织上说让你调整，你就调整吧，没有什么想法的。实际上，现在想来，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时候是个转型，院系调整它不仅是院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学校制度的转型，也可以说是对过去、对旧大学的改造，我觉得不可行，也就是把我们过去中国的、原有的教学制度转变为苏联式的制度、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基本上是灌输式的教育，当然我不能说它没有成功的地方，苏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不是?但它总的讲是个灌输式的教育，就是特别强调灌输，上课老师讲、学生背，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当时在财经学院就是上课，整天的课都排得足足的，谁的背功好，谁的成绩好。到了财经学院，一对比，好像以前在复旦没有这个感觉，当然也可能复旦大学也变了，因为我回来以后感觉也有这个问题。我在财经学院读了两年嘛，当时我们是提前毕业的，因为当时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急需人才。我们上了三年大学，还是算四年，四年本科。
赵、刘:院系调整是仿照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是比较重视理工科技术，有人说中国文科在院系调整以后就没有解放以前发展得那么好了，是吗?
曹: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不能怪苏联，首先是我们自己，当时我们因为刚刚解放，最主要的是搞工业化，向苏联方向发展，那么你搞工业化靠什么东西呢?靠技术，所以整个的教育都是重视理工科，特别是工科。苏联道路就是这样的，当时一代人的想法也都是这样的，共产党解放以后就是搞工业化，搞农业机械化，那么搞农业机械化首先要机械啊，他没有想到农业的经营制度啊，他首先考虑的是机械，没有人去考虑经营管理，现在农业当然有经营了，你不经营怎么行呢?我从电视上看到，北方的苹果现在是丰收很多，但没有经营渠道，损失很大，有生产了，还要会经营啊，你要把这些无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东西，这要靠经营，商业上叫营销，过去哪有营销啊，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最多只有城乡交流。所以回想起来，我们有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怪某个人，我认为就是这个时代，没有办法，你要想回避好像也回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