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进复旦

1952年，正好是全国院系调整后第一年招生，这一年复旦历史系招了40多个人，过去一届只有十几个人，有一届在重庆只招了1个学生。这一年进复旦历史系，很幸运。院系调整后很多大学历史院系的老师都被并到复旦来了，当时讲历史系有八大教授^[2]，他们中除了周谷城原来在复旦，其他都是这个时候来的。全国都很羡慕我们历史系。

我1952年进了复旦大学，住在第六宿舍，那时叫淞庄宿舍。复旦从重庆搬回来后，把重庆时期的很多名字都带回来了。我们宿舍住六个人，有的宿舍有住十二个人的，宿舍里很挤很挤。那时写东西都要在教室里写，寝室里没法写。那时很艰难，宿舍的木头床都是臭虫啊!你恐怕还没碰到过，很小很扁的虫。所以每个星期天，我们就把木头拆下来，用开水来杀虫。解放初有很多臭虫，一直到60年代才消灭。当时用敌敌畏，抗战后美国人带来了敌敌畏，但是主要还是用开水泡。臭虫南京最多，当时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臭虫就被称为南京虫，你们可能没听说过。

1952年我到上海来读大学，还是很兴奋的。那时解放初期，确实国家想建设，需要人才，当时人们很喜欢工科，但是对其他科也很重视。那时上大学非但不要钱，还发给你饭钱，还有3块钱的零用钱。当然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是学费、饭钱解决了，还有零用钱，所以我们是比较开心的。我进了学校大概一年就长胖了不少。

进学校第一学期，一年级，1952年10月，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第二天起来同学跟我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整个宿舍都起来了。原来是抓“托派”——托洛茨基派。中国共产党当时讲陈独秀入党以后是“托派”，现在平反了。那时在大学生里面也抓“托派”，大家都起来了，我没有起来。那时候没有心思，睡眠也好。

我记得1952年后复旦大发展，师生人数增加很多，以前我们复旦大学大概有1000人，一下子就涨到几千人了。图书馆太小了，那时候临时搭了个草棚，教室不够用，我们就在草棚里上课。但那时感觉还挺愉快的!那时学习苏联，除了外文系的英语组外，其他一律都学俄语。不过和大家不太一样，我对俄语还蛮有兴趣的。

那时提倡全面学习苏联，做法荒唐到什么程度呢?学苏联上课，上午上课时间很长，吃中饭很迟，苏联中午一点多钟才吃饭，我们也这样安排，中国学生吃不消，但是又不改。没有办法，到了十一点、十二点时，一个人发一个面包，吃了再上课，直到一点多钟才下课。所以这就是片面教条主义，很傻的，好像这样才是诚心诚意学苏联。课程当然也是把苏联那套搬过来。但总的来讲是重视学生，我们大部分学生是比较努力的。不过我最初上了第一个学期的课，就觉得没意思，历史的两门课主要是古代史，我不太感兴趣，成绩当然也不怎么样。当时我们是5分制，我一年级有几个3分，到二年级后我对世界史感兴趣，就是4分、5分了。

我们读书时还有文艺活动，下午4点半以后每天都要强制参加文艺活动，特别要组织大家跳交谊舞。当时我们学校都有文艺委员，文艺委员要保证教会每一个同学跳交谊舞，没有舞厅的话就在饭厅里跳。我们还有各种乐团，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搞得蛮活跃的。但是我不太活跃，有点懒，就喜欢唱歌。学校规定我们四点半以后一定要去活动，不能看书，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音乐欣赏会，在礼堂里面有人讲解西方古典乐，这是我很感兴趣的。我后来是加入了合唱团。我留校工作后一直参加复旦的教职工合唱团，退休后也在参加。

大学里，我当了三年半班长。到了二年级以后我读书就比较用功了，而且喜欢世界史，所以我学俄语学得很努力。当时学校老师讲得不是很清楚，我就自己花钱，到淮海路找了一个白俄的俄语老师，他是一个哥萨克军官，妻子是中国人。教一次要两块钱，我当时没什么钱，姐姐给了我十几块，学了两个月就没再学了。所以我现在俄语讲得不行，看书可以，现在只能说几句简单的。我们当时是急于求成，速成的，把基本的俄语学了，马上就学历史。所以我会的历史的词汇比较多，生活的词汇比较少。我现在总结我们中国的外语教育，就是急功近利。学外语不能急于求成，要打好基础，另外一定要读文艺作品，不能搞历史就只看历史。

那时我为什么学俄语呢?一是强制要学，二是有很多俄语的书很便宜，还有俄语的杂志。有一些苏联的专家会来讲课，我毕业后当助教，要到华东师大去听课，因为有个苏联的专家在师大待着，每个星期会讲课，全上海年轻的史学教师都去听。另外当时有很多俄国的历史书，很便宜，而英美的书很少。后来我工作后当助教，60年代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变差了，俄文的书就少了，英美的书反而来得多了。但是我英文没有上过课，就是旁听的，还有靠中学的基础，能看英国、美国来的杂志。

我有个兴趣就是外交史，后来我选了个专业就是国际关系史，它偏重政治。在班里我是对俄语学习最感兴趣的一个，我们很多同学都怕俄语，俄语比英语难学，发音也比英语难，有个卷舌音，很多人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