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连入“反革命集团”
我1956年5月入党，到1957年5月要讨论我转正的事情时，就说我右倾，延迟转正一年。因为对“反右”的一些做法不满意，我讲了几句话，预备期就变成了两年了。复旦历史系老师被划成右派的多，学生被划成右派的也很多，我那时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反右批判时不讲理，不让批判对象辩解;二是反右刚开始时承诺的那些，后来都没做到，不守信用。对很多年轻的学生被划成右派，我是不理解的。我说，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有些假民主、假自由，那么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真的搞民主，应该按照事物的规律来。而且我提出国家现在长期贫穷，应该搞建设，老师、学生应该静下心来读读书，搞科学发展。当时就因为我说了这些，批判我右倾，预备期就延长了一年，还好还没把我批成右派。
当时我们系里有名的右派是王造时[4]、陈仁炳[5]。王造时是解放前有名的“七君子”，救国会的头头，很爱国的，英国留学回来的，他被打成了右派。为什么呢?据说他在重庆的时候，就写信给斯大林。俄国占领东北以后，把东北很多东西抢掉，东北的工厂他不满意就撤回去。王造时给中央提了个建议，现在看来是对的，希望中央暂缓进军西藏，先解决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容易解决，台湾问题隔了海不容易解决。他解放前非常进步，帮共产党辩护，结果把他打成大右派。这是不实事求是。1956年以后提出“向科学进军”，大家热情很高，我当时做助教，也是在职研究生，叫副博士研究生，结果反右开始又取消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是助教，没有东西吃，那个时候主要是普遍的饥饿。学校里还好，没有肉就多做点蔬菜，但每个人都是营养不良。学校很照顾大家，教授每个月多发几两肉，讲师每个月多发两斤黄豆，“猪肉教授，黄豆讲师，二斤猪肉，两斤黄豆”，我们助教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有个好处，1960年一直到1963年这四年，上面规定了，要少搞政治活动，多读读书，我记得我一生好好读书的时间就是1952年到1956年，还有就是1960年到1963年。那时我读了很多英文的书，因为当时我们跟苏联的关系搞坏了。据说当时学校里是有个计划的，就是准备送我去苏联留学，到有名的国际关系学院去学外交，但是后来60年代关系断了，就不可能了。那时我通过读英文的书和杂志，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事，我的英文水平也恢复了起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派我到美国去，因为在历史系的很多教授都不学英文，只学俄文，十几个学英文的老师后来都出去了。
1963年我已经升了讲师，我记得1966年时，学校叫我去淮海路文化广场听报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那次会议是邓小平组织，在北京开的，我们上海听广播。我记得他第一句话说:“毛主席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一律平等，我们坐下来讨论。”上海市委后来也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到上海火车站去跟北京派来的红卫兵辩论，学校里动员我们中青年老师去，认为我们年轻一点，大概立场坚定，可以听党的话。但是总的来讲，我也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事情。我最主要反对的就是他们用很粗暴的方式。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时我太太正好来上海，我们一起到中百公司买东西。原来那个地方人很多，那天去几乎没有人。突然有一个人过来了，打了个锣，头上戴着一顶帽子，身上挂着铜钱，“咣咣”地敲着，“我是牛鬼蛇神，我是旧黑心”，像耍猴一样。后来店员讲，这个人解放前在福州路开一家旧衣店，他黑心，所以将他当作牛鬼蛇神来斗他，叫他自己来斗，自己来批判。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第一次看到游街，很反感，他有什么错可以批判他，但不要去践踏他的人格。以后学校里面的大字报还有打老师的。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师一起看大字报，突然造反派来了，把他拖出去，按在地下，当头一瓶墨水泼下去，侮辱人。我就是反对，我就跟他们辩论，我说你们要听党的话，党要文斗不要武斗，过去俘虏都不好这样的，但是没有人听我的。
还有就是在“文革”期间江青的几次讲话让我印象深刻。她第一次讲话是说，解放以后到现在了，工人还这么苦，现在的工人比解放前还苦。她乱讲啊，煽动工人起来造反。还是她就是讲“文攻武卫”，当时我就讲这就坏了，因为人人都讲自己是文攻，不得已才武卫，结果到1967年江青讲话以后就发生了全面武斗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实事求是，干部有错误、有缺点应该批判，提意见是可以的，不可以乱搞，要讲道理。但是后来说我们历史系搞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叫“邹吴李反革命集团”[6]，三个都是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他们既是助教，又是年级的指导员，一个叫邹万春，一个叫吴维国，还有一个是李华兴[7]。说他们结成“反革命集团”，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毛泽东，攻击领导，攻击江青。其他几个人，包括我在内，被说成是他们集团一伙的，结果红卫兵把我关了起来。这是1971年的事，这事搞得很大。我1963年升为讲师，又结婚了，所以学校就在第八宿舍分给我一间房间。那些留校的青年指导员们平时是住在学生寝室里的，“文革”时学生贴他们大字报，他们不得安宁，就常常到我宿舍里来坐坐谈谈。大概有一次有一个老师进来看到我们在那里谈天，我们去宝山劳动时，他就贴了张大字报。我的房间号码是127，他说我们这批“反革命集团”在127室开的会，让我们交代。但实际上我们是在那里聊天。我们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是有不满，我们认为不可能干部都是坏的，都要被打倒，还有就是认为“文攻武卫”是不对的。充其量我们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反对“文革”中暴力的行为。可是他们反复要我们交代，我说我们没有反革命，没有反对共产党和整个国家。
我被关了起来，关了五十几天，最初是两个人一个房间，看我们两个人在聊天，就把我们分开，一个人一个房间，关在学生宿舍里，吃饭是红卫兵送进来。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虽然不是监狱，但也是私设牢房，而且是单独监禁。在国际上单独监禁是非常重的惩罚，没有人跟你讲话，会使你的心理和生理状态都垮掉。国外的监狱也是集体监禁的，单独关押是特别重的刑罚了。而且那时也不能看书，只给《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和语录。中文系有位教授贾植芳，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是1954年的第一个“反革命集团”。解放前他抗日、反国民党，他后来就说他进过三种监狱，“文革”中的监狱是最最难熬的。日本人、国民党的监狱允许你看书和写文章，而且允许你自己选择看什么书，只有“文革”中的监狱不许看其他书，不许写文章，不许思考。“文化大革命”时还有武斗，刑罚。我虽然没被打过，但一个人在那里，也是很痛苦的。后来逼得吴维国跳楼死掉，说他最大的罪名就是攻击毛泽东和江青。
吴维国死去，邹万春被送到南京的梅山去了，李华兴也被送去劳动，一直到“文革”以后才平反。我被开除了党籍，后来改成记过。这件事情让我很灰心、失望，当时都不想做教师了，我当时想最好的职务就是公园门口的守卫。这是历史系的一件大事。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一直要到“文革”结束，1976年招收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我去给他们教英文，教英文版的“老三篇”;后来还去了崇明岛的农场劳动了半年。
当时系里面对我的印象还可以，整个“文革”中我都不乱讲话，实事求是。有一天，我们系的工宣队队长吴文华找我，问我什么叫三K党，说兰州有人举报靳文翰先生是美国三K党的党员，我听了后哈哈大笑，我说靳先生在美国做过什么、参加过什么活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深信他不可能是三K党的成员，因为三K党是信奉白人至高至上的一个党，都是白人，特别歧视有色人种，怎么可能请你黄种人进去呢?肯定是这个人被逼供，没有办法时敷衍的。所以“文革”时有各种乱讲，有的人为了脱身，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就乱讲，这个人实际上也是手下留情，讲靳先生是三K党，因为这不可能嘛。工宣队[8]根本不懂的，他们没有这个知识。所以当时“文革”期间是疯狂的，怀疑每一个从外国回来的人都是特务和间谍，当时流传一句话“你在外国生活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要回来啊?什么目的?”我就批判讲这种话的人本身的水平就很低下，因为他认为每个人回来都是有不良目的的。人的思想混乱到了这种程度。其实应该讲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初期回来的，都是想把国家建设好。
当时我爱人在外地，她的弟弟在上海当医生，就劝我爱人不要到上海来。当时要求我写交代材料，我没有办法只好写，但我都用左手写，我说我右手不好，用这种方式抗议。当然，“文革”期间相对来讲我受到的冲击还不是最严重的，但“文革”让我认识到一定要坚定地实事求是，不能去陷害别人。我记得有一位张汉川老师，我们一起住在第八宿舍。我在学校教室里被批判，回来后他对我说，“老庄啊，对不起，我批斗了你，都是工宣队让我这么讲的”。他私下给我打招呼。我知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任何人都要讲。我说“你只要不乱讲，不要造我谣，不要说我骂毛泽东，其他没关系啦”。我现在一直主张一定要接受“文革”的教训，不要再重犯这种错误。“文革”期间有的大学老师也是很愚昧的，化学系有个教师，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把毛泽东的像章卡在肉里，每天去拜毛泽东，大学老师啊!
历史系当时死了很多人。打死倒没有，就是自杀的。“文革”让很多丑恶的灵魂暴露了出来。我认为每个人都要学学世界文化史，学学欧洲的文艺复兴、大革命的历史，当然我们要比他们境界更高，要超过他们。“文革”后我就搞文化史。我国80年代初期就有一个争论，有的人认为要全盘西化，有的人倡导要保持中国文化的本位主义，我说这两个都是极端的。应该说是优秀的我们都要学，要把世界上各种优秀的文化都学过来，要不断进步。人人都应该理性、科学地思考，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多愚昧的做法，当时有个口号是“血统决定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还有“老子英雄儿好汉”。当时有个中央高级干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向毛泽东献红袖章，毛泽东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宋彬彬”，毛泽东觉得不好，要讲武，结果这个小女孩改名叫宋要武，以后这个孩子把她的中学副校长给打死了。所以我觉得“文革”现在应该总结经验，有的人就怕总结经验。早就有人讲过了，不承认历史，不愿意从历史上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错了掩盖起来，将来总会有人知道的。1978年以后又渐渐好了起来。“文革”后我有个机会，就是去国外开了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