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蒋学模先生当助教
讲到为什么会当老师，要从我毕业的时候讲起。我们那一年也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所有上海那一届毕业的大学生全部集中在交通大学进行思想改造。有的人不肯离开上海或者什么，要做工作，要求大家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已经1951年了，那时候东北已经先一步进行建设，走在前面了，所以需要很大一批干部去充实。当时，我们的思想状况是不想当教师，就想去参加实际的经济工作，就想到东北那些地方。我呢，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家庭的拖累，是可以去的，也没什么家庭顾虑的问题，所以很想到那里去。结果一公布出来，说要留在上海，到震旦大学，实在是想不通。
分到震旦可能也跟我当时选修理论组有关系。我们到复旦以后分成了理论组和计划组。我因为对理论已经比较感兴趣，但也不知道理论今后究竟搞什么，只是因为学习的时候，听老师课好像觉得对理论比较感兴趣，就报了个理论组，多数的人都是报计划组，想去干实际工作，因为经济系总是搞实际工作的，从事国家建设。报理论组的人少，计划组的人多。恐怕这是一个因素，因为他总要从理论组里面挑助教。我们那时候分到当助教只有我一个。还有一个是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学习。这个同学学习也是不错的。所以这样，最后分去当教师，当然要服从分配，这个志愿都已经填过的，要服从统一分配。但到后来，觉得这个做教师呢是越做越开心，越做越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很有兴趣。
周、林:那个时候您读大学的时候的同学，包括后来在人民大学进修的时候的同学，有没有后来做教师，研究经济学的?
伍:有啊，就是到中国人民大学去的余学本。他在人民大学读的训练班，1951年毕业就分去了，学到1953年，他变成我的前辈。当时我们复旦还派去好几个人，因为那时候我们(把)政治理论教学和专业理论学习看作差不多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复旦的蒋学模[11]先生、苏绍智[12]先生都是那时候到人大去学习的。还包括蒋家俊、陈其人[13]先生，那时候差不多搞政治理论课的，或者说是教马克思主义课程的都要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学一学，“镀金”去，因为那里有一些苏联专家来讲课，也是学苏联的先进经验，当时教学战线上反正这是个重要的举措了。
周、林:您是1953年回到复旦的?
伍:不是，我1951年毕业出去的，一年以后，1952年就回来了。
周、林:那时候正好是刚刚开始院系调整?
伍:那时已经在院系调整了。经济系的调整很大，有震旦大学、安徽大学，上海什么商学院，有七八个学校并到复旦，算一算，过去在原来学校做院长、系主任的就有十几个。
周、林:那些学生也是跟着一起到复旦来了吗?
伍:都是跟着一起过来的。教师不一定全过来。
周、林:那个时候您从震旦回来也是继续做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复旦在调整过程中教学工作比较难开展?
伍:我倒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回来之后是做助教，当时是做蒋学模先生的助教。就是他来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开得很新的课，全国大概他最先开。他那个时候在人大学了两年回来了，是他第一次教政治经济学，本来他是搞东南亚经济这块的。另外还有一个陈其人先生，后来是在政治系，在反右的时候他受到了一些批评，说他是修正主义，后来不让他教书，隔了一年他回到政治系，是很好的一个老师。后来他们两个人合作，在1953年写了一本政治学社会主义部分。这本书开头是油印，后来就是复旦自己铅印出版，那时还是直排，还没有横排的。这本书应该是我们中国很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在华东地区比较受欢迎，到处都在使用。而且，我们在1953年暑期开了一个暑期讲习班，把华东地区教政治学的教师，都集中到复旦500号房子[14]来受训两个月。
周、林:那个时候您也去了吗?
答:我去了，我还是当助教，帮助搞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那时请了上海理论界比较著名的一些人来讲。以后蒋先生和陈其人两个人，就边讲边写，搞了前面说的那本书。后来到1955年，苏联教科书出来了，就有行政命令，中国其他教科书都不能做教材了。你问我助教第一次上课是什么时候，助教本来就只是帮助老师辅导辅导学生，但是蒋先生还是让我试讲了一次，我记得讲的是社会主义财政。那么也是他帮助我，我写了讲稿，他帮我看一看，我自己把讲稿背熟，就是背背书那样子，所以这个实际效果也不会太好。当然蒋先生很好，一直帮助我把讲稿写好，还去听我讲课，提意见。但是当时，我自己真正上课的基础还是不够。等这个暑期讲习班结束以后，我就到人大去了。
周、林:这个时候的院系调整已经基本结束了吧?工作都能够顺利开展下去了吧?
伍:对，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排课的问题，要做一些调整，领导要有一些变化吧，当然就有很多的思想方面的问题。好在那个时候因为各校都进行过思想改造，老教师们的心里都已经有了准备，觉得过去资产阶级思想的那一套不行的，应该要服从分配，总的还算是比较平静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发生。这个变化当然很大了，本来都是院长、系主任级的人物，有十几个，到复旦以后只有一个经济系，你怎么安排?最多是安排成系主任或者副系主任或者教研室主任，可也没有几个教研室。
在人大这三年期间，应该是让我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方面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因为我是作为一个老师去的，我1951年到1953年已经做了两年助教，其他人很多都是应届毕业的学生去进修的，差了两年，人家对你看法、要求不一样。我又是从复旦大学去的，人家总觉得复旦还是不错的，至少在南方不错吧。所以当时确实学习也特别用功，自己心里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什么呢?那时候蒋先生去学习，余学本也在学，余学本可以算是蒋先生的学生，至少是听过他课的，还有蒋先生的老师也在学。人大的考试，当时是通行一种口试的，出几个题目，范围很大的，你自己去答，答了以后老师口头就问你，你就回答提问，那么往往年纪大的人，记忆力不好，有些东西记不住，年纪轻的记忆力好。当时是5分制，蒋先生的老师只得3分，蒋先生得4分，余学本得5分，反而年纪轻的好，所以压力很大。你如果考得不好，一个假期就不能好好地过了，他就会找人来帮你辅导，所以压力很大啊。
我去时比人家迟到了半个月，人家都已经上课了，对人民大学的教师那一套我也不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像复旦这里，当时蒋先生上课一百多个人，那么多学校并起来的经济系，人当然是很多。可在人大呢，班不是很大，也就是三十几个人。我到后第一节课就碰到比较有名的教革命史的老师，叫彭明。他就在课堂上提问，问了一个什么问题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问了好几个人也没回答出来，我大概因为是晚去了嘛，坐在比较前面，他就点到我，总算我这个问题是答出来了，这是经受了一次考验。还有记得是第一学期的考试，是口试，总算也考了个5分。得了5分以后呢，要保持这个先进啊，所以还是很紧张。虽然每学期的课不算很多，只有三四门课程。但是这个口试要全面复习，比如关于《资本论》的题目都是，哪一卷、哪一章、哪一个标题，它的基本内容、意义是什么，这就要把整本书都背出来。口试也不能够用很长时间，回答最多20分钟或半个小时，是很紧张的。
《资本论》当时还不是全部看完，也看不完，有些东西实在是太难看懂了，对于没读过的人它是很难的。特别有很多属于知识性的，不熟悉当时历史，背景情况也不了解，还有就是他引用了很多批判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也不是太理解。经济学术史、经济思想史这种课我也还没读，所以很难读懂。那时也不是要求全部背《资本论》，但是主要部分是要读的。这个训练确实还是比较有用，虽然人家当时批判教条主义联系实际不够，可是这个东西它确实对于你掌握一些基本内容，系统地、全面地、比较深入地掌握一些主要内容还是有用的。这三年我的负担也很重，确实潜心学习了，也没有做别的事。这个时候我二十五六岁吧，但自己也没有主动去找女朋友什么的。当时只有一种思想，要向复旦汇报的，当时复旦有好几个人去，你这个教师考不好回去不好交代。我们是带薪学习的，就想着要保持全优的成绩。到最后一门是做论文，我保持得到了全优，这个事也很开心，总算没有交代不过去。
周、林:您从人大回到复旦还是继续做助教吗?
伍:对。1956年我回来的时候，那一年正好进行讲师职称评审，因为我来的时候人家已经评过了，所以没有评上。但是我拿的薪水已经跟讲师一样了，助教的最高级就是讲师的最低级，它有一个交叉，所以跟我同一级毕业的如果也留在复旦的话，我们拿的薪水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已经是讲师，我还是助教。这倒也没什么，那个时候也不讲究这个。
周、林:那个时候回来以后，您开始教政治经济学了吗?
伍:对，教政治经济学。那是通讲的，从资本主义讲到社会主义，上一年的课。那么开课的第一年当然是很紧张，要写讲稿。第一年教学结果还算可以。以后当然讲熟练了就好了。
周、林:您教政治经济学教了多少年?
伍:我从1956年开始教，除了当中有什么运动停课不教之外，其他时间我一直教，教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一开始我都是教文科，比如新闻系、历史系，这都是比较重视政治课的系，都是每周四小时，分两次上，两小时一次。后来还要上两班课呢，那是很紧张的，八小时，教学上一直是排得很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