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匪浅的中学教育
邱、郑:丁老师您好，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谈谈您童年的生活?
丁:我简单地说一下，因为童年的事讲起来时间可能太长，太具体也没必要。你们知道我是江西南昌人，但是实际我并不出生在南昌。我老家是属于在南昌市比较靠近鄱阳湖的地方，本来是个很富裕的地方，但是过去也连年遭到自然灾害。大概是我曾祖父那一代由于有灾害，逃荒逃到吉安去了。我曾祖父逃荒的时候带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大家子人去，所以以后就在吉安落脚下来，做小生意，做些手工业。从我曾祖父到我祖父，再到我父亲都在吉安，所以我就出生在吉安。家里就做点小生意，自己也从事一点劳动，有时也找一两个帮工，就是这种情况。
邱、郑:那您能不能谈一下，在您小时候给您影响比较大的长辈?
丁:我家里长辈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对后人特别负责任，对自己子孙特别尽责任，可以说是一心为儿孙，这是一个印象。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说家里虽然不是很富裕，靠手工业劳动维持生活，但是家里人，像我祖父，对学习都非常重视，再穷也要让小孩子读书。也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坚持读下来。过去读书在中学里面还有奖学金，现在叫助学金，那时叫奖励金或奖学金。
我进的第一个中学叫至善中学，“至善”就是中国《大学》里的“止于至善”的“至善”。这个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叫陈启昌[1]。这个校长同时教我们英文的，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比较有才的，能说能写，曾经在河南工作。河南省那时候省会在开封，现在省会在郑州。河南省当时有一个国民党军阀叫刘峙[2]，是吉安人，在那里掌权。刘峙后来是蒋介石亲信，国民党上将。刘峙派陈启昌回到自己的家乡吉安办个中学，叫扶园中学。刘峙当时信任陈启昌，让他当校长。但陈启昌思想进步，使这所学校成为抗日活动中心，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在学校任教。这样当然做不下去了。于是他离开扶园，卖掉了自己的家产，开了私立中学，就是至善中学。陈校长对学生非常严格，但是又非常亲切。我十二岁中学一年级就住读，几乎是每天晚上在我们睡觉以后，他都来查铺，看一遍。他常讲，进我的中学要就要由我管，“你不来，我不怪。你要来，受我戒!”就是你不来无所谓，你要来的话就得由我管。所以他在学校里管得很紧，每天早上起来就跟着他一起跑步，做早操。他是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面的人。他在国民党下面办中学，教书思想比较开通，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比较前卫。比如说他教我们英语，用的是“直接法”。所谓“直接法”，就是一进课堂不讲中文，你就跟着他讲英文，慢慢跟着他你就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学下来进步很快。他用的教材是当时加拿大人文幼章[3]编的教材。用外国人的教材，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很前卫的。我就在那里学了两年半的英文，大学就改学俄文了。但是我现在英文倒还是比俄文好一点，还可以看看标题、看看目录，简单的文章还可以看看，所以那个效果很好。“直接法”，解放以后曾经批判过这个方法，讲这是奴化教育，实际上不是的，这个方法很好的。
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好老师。初中没念完我就读高一了，因为我初中进的是解放前私人办的学校，它就是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不很严格的，所以有的科目根本没有学，要是现在考大学的话我就好多都考不出来的，比如说数学里面几何我就没有学，我只学了代数。我进初中就跳级了，一进去就读初一下，所以我只读了两年半初中就读高中了。我读的高中叫阳明中学，那地方的确是王阳明呆过的地方，王阳明做过吉州知府啊。阳明中学实际上也是个很好的中学，老师水平都不错。那时候我们学校师资都很好，差不多几乎所有老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叫王泗原[4]。这个人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祖父是翰林，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是主战派，受到李鸿章的排挤，把他遣送回家。但这个老师从小就跟着家里受严格的教育，所以他古文根底好，特别是小学，就是文字学、古音韵学、校雠学方面应该算是功底非常深。他后来出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做《楚辞疏解》，解放前后出过的。我看他的功力啊，恐怕许多有名的专家都不及。所以这就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在高中也继续教我语文。
邱、郑:但是您初中和高中换了学校，他一直教您?
丁:我们那个地方比较小，他在两个学校都兼课的。阳明中学也是在吉安。我后来读文科，同他也有关系。因为我本来写作文很糟糕的，他就拿来我的文章叫我站在他旁边，当面批改，跟你讲这个应该怎么写，那个应该怎么写。讲了一两次、两三次以后，领会了，以后文章就写得比较通顺了，所以这个老师对我影响也很大。《辞源》有三个负责审校的人，他是三个审校之一。其他两个人都比他有名，他当时一直不张扬的，解放以后被请到北京去了，是作为专家请到北京去的。他跟叶圣陶，就是叶绍钧关系很好。叶圣陶很看重他，看中这种默默无闻、不求有名、单干实事的人。所以这个人对我影响很深，可以说一步一步记住了他的教诲。
邱、郑:您说江西吉安在当时不算一个很大的城市，对吧?
丁:嗯，不是很大。
邱、郑: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名师名家聚集在那边，而且是作为初中老师、高中老师来教学生?
丁:我看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从中国历史来看，宋朝以后商业经济、城市开始发达起来，南方开始发达起来，宋朝以前都是大地主家才能够读书，官僚子女才能读书，宋朝以后中小地主的子女也可以读书了，像文天祥、欧阳修都是吉安人，所以有它的历史根源，这个地方比较重视读书。后来人家开玩笑讲，江西人一会读书、二会养猪。第二个原因，抗战时期那里长期是国民党统治地区，有很多文化人到那里去，包括像邹韬奋、廖承志等，所以在抗战时期那个地方集中了很多优秀人才。小说《围城》也写到过那个地方。
邱、郑:我们知道，吉安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您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丁:吉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但同时也是国民党重点抓的统治地区。比如说，蒋经国就是在吉安旁边的赣南做行署专员，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地委。蒋经国在那里还办了个正气中学，天地有正气的“正气”，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正气中学读书，后来我没有去。所以说一方面革命传统影响也蛮大，大家最后都知道朱毛在那里的作为。我们阳明中学有一个校工，就是工友啊，她在土地革命的时候曾经做过妇女代表，很有名的妇女代表，这种人经常可以碰得到。到乡下去也可看到红军的标语。
另外一方面国民党也抓得比较紧，两方面斗争。这样培养我们学生对政治比较关心。我刚刚讲的可能没有次序，我讲的这个陈启昌校长，我对他除了佩服他毁家办学、工作认真、思想先进外，还佩服他爱憎分明，知识分子硬骨头，国民党时代，他在报上发文章，在学校拍台子骂国民党，他有时候到报社专门写文章，写好以后回家，人家都担心他会不会遭到暗害。可他自己提了个马灯就回家了。吉安的那个报纸谁办的呢?同你们历史系有关系，是王造时——历史系教授王造时，我读中学时就见过他，读大学他又是我们的老师，王造时后来在复旦历史系教书，我们的世界史课就是他教的。
阳明中学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校长、校长夫人都是老师。校长上课，校长夫人也上课的，他们住在学校里面，把学生当自己子女一样，对学生比较好。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快要解放时的情况。当时北方先解放，很多北方的学生被国民党找来一起，军队架着他们一道南下，那些学生真苦啊，没有东西吃，要饭的都有。前几天我参加一个小会议，有一位马英九中学的同学，后来做过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讲到联合报的一个社长，现在定居在北京，他说这个人就是当年跟着国民党部队南下的流亡学生，1996年我到台湾去的时候他请我吃过饭，我认识这个人。他们是一种学生，我们是另外一种学生。我们当时坚决不做流亡学生。
阳明中学的隔壁就是国民党的专员公署，这个专员公署有时要换班子啦。我们作为学生经常趴在墙头上去看，他们交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笑，就在那里叫，“上任的官，下任的狗”，校长不责怪学生，讲什么话他都不计较的。当时我们班办墙报很积极，我是办墙报的骨干分子，有时候写的文章可能是很激进的，校长看到我们也不响。但是国民党的军官有时候还要到学校来看，了解学校有什么异动，知道以后，我们事先就把这些文章拿掉了。校长也知道，我们老师里面有地下党的，他也知道老师拿进步书刊给我们学生看，但他不响。当时大量流亡的学生来了以后，我们学生自发地提出，现在开始全校学生都住在学校，集体行动，你几百个人带不走吧?那时候国民党很混乱，他可以找些中学生，因为中学生有大的，我那时候算年龄小的，年龄大的都要比我大三四岁的，已经十七八岁了，可以当兵了，他先给你一个职位，你就进去了。为了不当流亡学生，大家都组织起来，集体自卫，全部睡在学校，晚上分配轮流站岗，还准备石灰包，石灰包蛮厉害的，打得眼睛张不开的。那个时候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共产党来了，国民党军队都不知道，笑话非常多。这体现了我们学校的确像温馨的家庭一样。所以我有很深的感慨，我到复旦来以后啊，复旦新闻系开头也蛮好，也还像个温馨的家庭。我们陈望道校长，同我们关系都非常好。我那个时候，有事情就打个电话，也不管你是小助教，他会马上要我到他家去，也还是蛮温馨的。这几年好像机关的味道重了，温馨的家的味道就少了。
我再补充一点，我们刚刚讲过的，阳明中学是温馨的家庭，所以以后我们同班同学大家关系都非常友善，一直到现在，许多人都超过八十岁了，还有来往。前年，是我们离开学校57周年，我们还回去聚会过一次，各种职业的人都有，有当官的，做过省委宣传部长的，有做过领导人秘书的，有教书的，还有做工程师的。反正多数人都是实干派，都是教师、工程师、医生，不一定很有名，但是都是实干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学校办学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