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飞虎队当翻译

马:您后来又到中山大学进行学习，能给我们讲一下在中山大学的经历吗?

宁:本来我要到贵州遵义去。要去贵州，就要经过中山大学这个地区，在韶关那边叫做坪石。有很多我的老乡也在那里读书，我就在那个地方同老乡见面。老乡们劝我，你不要到贵州去，你就在中山大学接着读好了。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去。我想这也好，于是就在坪石读了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同浙大风格不同，它比较自由，不大多管学生，要求学生自学成才，学习完全靠自己。思想很活跃，学生对政治运动比较关心。我读中山大学时，写作很多，看进步书刊也比较多。浙大比较讲求读书，对外面的东西不大注意的。那个时候自己诗写得特别多，大量的东西是在那个时候写起来的。

在中山大学期间，鬼子打来了，于是我就逃难，步行回安徽，到石棣的崇实中学教书。美国一个飞行组织叫飞虎队，飞机坠毁，飞行员跳伞落在我们那里。没人做翻译，人们说你不是懂外语吗，就把我叫去做翻译。我给他做了一两个礼拜的翻译。后来他到上海来，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当时想去看他，但结果没有去。

抗战胜利以后，我又回到中山大学，直到毕业。回去的时候是1946年，当时中山大学在搞运动。国共和平谈判时国民党“围剿”，当时很多大学生到孙科那里去，找孙科谈判，蔡廷锴、李济深他们都参加了。当时学生们同孙科辩论:为什么要镇压共产党?当时美国的军事基地也在广东，很多美国人住在那里。我们很多人跑到那里，喊口号“No Base in China”，“不准在我们这里建立基地”。美国人就看着我们笑。当时苏联在东北也不好的，也有反苏游行。我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就看到他们反苏联的游行队伍。这个时候我参加了很多运动，自己也有很多感受。中山大学住在郊区，市区还有一个本部。我们到市区来看见路旁边人都没有吃的，一排排饿在那里，很多的，过几天就去世了，真可怜啊!看到旁边就是广州的高楼，真是感触太深了。这里大批的人饿死，那边是高楼，这对我自己认识旧社会的矛盾有很大启发。当时反对国民党的传单多得很，他们白天不敢公开来贴，晚上来贴。我们进步势力占优势。这中间还有很多事情，我现在记不起来了。看到挨饿的人，看到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样子，大家都游行示威。那个时候周围不少人，他自己也不讲，实际上他是地下党。有一个人，他自己到东北后，写信给我叫我不要读书了，跟他到东北去。我说这不行，书我还是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