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院院长

邱、郑:那么您是什么时候被选为院长的?

丁:等到1978年的时候，老干部老同志就陆陆续续回来了，李龙牧、余家宏两位老师也来做副系主任，我也还是做副系主任，具体工作还是我来做，帮助他们搞教学和行政。1980年王中回来做系主任，做到1983年，我还是做副系主任。到1989年，“六四”的时候就比较乱了，那时候新闻系是众矢之的了，因为新闻系比较活跃。

“六四”以后，复旦同北大两个学校学生要军训一年，我们新闻系只能招30个学生。你知道招30个人的话，投入还是照样要投入的，教师收入就减少了，那么这是一个困难，都控制很严。第二个呢，新闻学院第一任院长叫徐震^[14]，生病了，这是个老同志，是地下党员，原来是暨南大学新闻系来的，做过学校党委宣传部长、团委书记。这时，新闻学院就觉得很困难，学校派谁来当院长都有困难，当时就说你们自己选吧。那么就开始选了，我是不大想做行政工作的，想做个教师的，那时候党委组织部长是你们历史系的汪瑞祥老师，我和他很熟悉。当时新闻学院也有其他老师愿意参选，结果选下来我是多数票，当时按道理一届做三年，我三年还差一点，我就主动退下来，不再做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新闻学院的老师，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说心里话，他们都蛮好，大家都配合得很好，比如说在具体工作上面大家意见也蛮多，但是在大问题上面都很一致，比如说，到了评职称的时候，教授们会来问我，“哎，你看这次评职称怎么样?”这样，每次我们评职称都很顺利。我当院长这几年，还是觉得蛮愉快、蛮顺利的。所以到现在新闻学院那些老同志跟我关系都蛮好的，直来直去的，都非常开心，这个找我聊聊，那个找我聊聊。

邱、郑:那您担任院长后有没有采取些什么新的举措?

丁:有一些措施，因为我们做教师出身的，首先都是想到教师。所以比如说教师那时候经济比较困难，收入比较少。怎么办?我当时就通过我们系友在外面找关系。我们有一个系友同南怀瑾是亲戚，他说“我去试试看”。哎，结果他一讲，非常高兴，南怀瑾他们答应每年给我们五万块，那时候五万块也蛮值钱的。当时我就同系友的亲戚去谈判，谈判当时三条，这三条都是蛮明确的。第一条，每年五万，当时是连续三年还是连续五年我记不清了。第二条是直接到学院，不经过学校，因为经过学校手续就麻烦了。第三呢，报销就是按白条报销，按普通发票就可以报销，这样有票据就可以报销，不像严格的财务制度。我们好像是两个星期就解决了吧。两个星期就高高兴兴拿到钱去分了。所以，当时那个管文科的副校长说，你们真快呀，学校都不知道，你们瞎指挥，钱分都分掉了。我们的系友对系里面很有感情的。

还有一个就是学术上要慎重，不要随便戴帽子，这个是多少年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为什么深刻呢?“六四”以后马上就要进行“学科清理”，就是审查这个学科有什么问题、那个学科有什么问题。那时候有一个中宣部的副部长在外地考察，说厦门大学的新闻系14篇学生论文里面11篇有问题。这样一讲，复旦特别注意了，钱冬生书记来找我。我说，我们不是14篇，我们三四十篇。三四十篇查过以后，我说，没有看到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没有。的确是这样的，学生谁会去写文章攻击共产党，对吧?但是也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有时代语言。哪个时代有哪个时代的语言，这个是逃不掉的。赵紫阳做总书记的时候引用赵紫阳的报告，这就叫时代语言呀。还讲了其他几个问题。比方说研究理论不够啊，都是研究具体事务那些。所以这样，钱书记讲让我负责，我说我可以负责。所以我们新闻系就这样了，新的学科就这样过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学术上不要简单化处理，这是反右以来的教训，这个也是我做院长时坚守的原则。

还有就是从各个教研室来讲，我都要从学术上给他们一个“奔头”。学术上各有特点。同你们其他各个学科比，我们新闻教育这个圈子不大，大家关系来往特别多。复旦在外面影响还比较大，我们采取一点什么措施，外面马上就注意了。所以我同各个教研室都开会，主要抓什么，大家都比较明确，各有“奔头”，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我就觉得比较重要的，实际是后来比较失败了，就是培养一批骨干。当时选了一二十个人，请一个全国性新闻杂志的主编帮忙，请他们来组织我们教师写文章。因为这位主编是我们系里边出去的，我们都很熟悉的。他真的组织我们教师写，写了以后当时同其他学校比较，他告诉我:第一，你们的教师观念还是能够跟上时代的;第二，外语比较好;第三，文字都还很清楚。那么谁写得好、谁写得不好，很清楚。所以当时呢，我有十来个人吧，这十来个人现在都是五十岁左右了，那个时候都是二三十岁。当时其他学校知道了，特别像人大这种学校知道了，马上跟我讲，你们复旦这种做法值得学。

但是我不当院长以后，一些教师后来陆陆续续走了，可惜了。所以我说过这个并没有成功，想法是很好的，当时做得也很好，后来没有成功，现在就不去追究为什么了。他们都走了，到媒体去啦，有的到其他学校去啦，留在学校的很少，多数都走了。假设这十来个人留下来了，现在我们新闻学院教师队伍肯定很强大。

我还想到我做院长时候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加强同国外的联系。这个也是我自己抓的。为什么呢?因为同国外的联系，既打开眼界，又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包括利用他们的钱。比如说，我那时候建立了同美国东西方中心的联系，就是在夏威夷的那个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re)联系，那个东西方中心开头是有一个传播研究所，后来不是研究所了，专门作为一个方向。1979年我们就决定:第一，我们每年派一到三个学生到夏威夷大学新闻系去学习，学一年，钱完全他们出。我们系里面现在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老师差不多都去过，一年下来外语基本上过关啦。这个钱由他们出啊，他们新闻系系主任我专门去访问过他，感谢他。他一个老头子，蛮好的，叫约翰·路特。为什么说这个老头子很好?他在美国到处募捐，募来钱每年给我们国内培养十几个人。十几个人中我们就一两个，新闻单位的不少，像新华社啊都有。第二，跟东西方研究中心的研究所建立联系，在大陆搞调查。这些东西都要你想点办法，话说得难听一点，你要研究政策，哪些是政策规定可以做的，哪些是政策没有作出规定，你可以钻空子的。

邱、郑:为什么这么讲呢?

丁:你比如说调查，从国家的安全考虑，不允许外国人来做调查，数据不能给外国，那我们怎么办?开始是我们一家搞，后来武汉大学也参加进来了，人民大学也参加进来了，结果就被人家抓住了，按照指示停下来，但是我有办法。第一，我把数据写成文章出书，公开出版;第二，在我们的刊物《新闻大学》上我买了两个印刷页，每期发一些数据，公开发表总归是可以的。我就采取这种办法，人家合作的人也很高兴。但是这个最后还是失败了，没有做下去。1990年浦东刚刚决定开发的时候，我们认为要跟踪调查，选100户，我们一直跟踪下去，看这100户究竟怎么样。你看现在浦东开发多少年了，如果当时跟踪下去，现在的材料就不得了了。但是后来我不做院长了，这件事情就停掉了。不过，那本书——《青浦农村调查》我是做出来了。这本书中国人不一定要看，但是美国人要看的，这对加强与国际的联系和交流很有意义，本来我还想给教师来一个反复，讲师以下到夏威夷大学去读本科，副教授以上派去搞专题研究。比如给你个题目你去拉丁美洲写报道，一年的时间完成任务，钱由他们出。这些我在美国都安排好了，等我下来以后就全都不做了。那个项目如果可以进行的话，对我们的教师来说是一个反思，一个提高;从他们来讲，经费由他们出;从待遇来讲，第二次去待遇肯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