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校任教

1956年后我就留在系里做助教。我们1956年毕业时正好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所以我们班上的同学应该工作都分配得可以的，都是当大学老师之类的。裘锡圭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一入学就跟胡厚宣教授学甲骨文，后来胡教授调到中国社科院以后，他也跟着去社科院读研究生，他辨认出了好几个甲骨文，是很有名的古文字学家。我跟着靳文翰先生^[3]当助教，他是加拿大留学回来的，我跟着他研究现代史。做助教时，我看看苏联的书，后来扩大研究范围，也看英美的历史。为什么要研究英美的历史呢?因为外文系要求要上这门课，我就给外文系上英美史。60年代，我还在上海的外国语学院教授英美史，讲了两个学期，每个学期给我60元报酬。

1957年秋天起到1958年秋天这一年，学校组织下乡锻炼，我到了现在大场镇附近的葑蓟乡去劳动锻炼，劳动了大概一年。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忆徐阿毛》，讲的就是这段经历。我们到乡下后，正好遇上1958年“大跃进”。最初我们住在队长徐阿毛家，他有个儿子是工人，所以他家的条件还算比较好的，每个周末他儿子回来吃饭，都给他带点鱼啊、肉啊回来。我们第一天到他家去，也没有坐的地方，请我们吃饭吃的是芋头。当时劳动改造的热情很高，整个思想就是“左”，认为知识分子要到贫下中农家里去接受改造，我们就分散到各户中去。当时我们下去都是带钱的，把饭钱给他们，那时还用粮票，粮票、油票都给他。结果我在的那家人一张粮票都不舍得用。后来他告诉我，他们家以后要盖房子，要请人来帮忙，要买米、要买油，就把我给他们的粮票、油票藏起来。他们请我吃“咸鸡”，上海人叫“咸鸡”，其实上是咸菜，天天都吃这个，还有就是萝卜。我病了几天，躺下了，他们不好意思就买了些带鱼给我吃，还有一个鸡蛋。

我们当时感觉是，应该和他们一样生活，要锻炼自己。我们学会了翻土、施肥、挑担。我们为了锻炼自己，不穿原来的鞋子，穿草鞋。后来“大跃进”了，农村要深耕翻田，把土地挖得深得不得了。一位老农就站了出来，说土不能挖得这么深，都没有肥料了，也不能种得太密。我们呢就是不知道，认为国家太穷，要快点发展。1958年全国就有个口号，是“为了子孙幸福万万年，宁可少活十年”。干得劳累到什么程度呢?劳累到随便在什么地方一坐下来就能睡着。有时农民让我们到店里去买肥料，照顾照顾我们，让我们推着车去买肥料。我记得到了店里要等在那里，我就坐在门口，一坐下来就睡着了。那时两个星期可以回复旦休息一次，我一上汽车就睡着了，累到这个程度，但是心情很愉快。

当时极左，要深耕，但是真正朴实的农民徐阿毛，他实事求是，他知道假如乱挖的话把地都挖坏了，就没得吃了，所以他反对什么万斤粮、千斤粮，后来证明他是对的。相反的是当时有的农村干部领导乱讲，打擂台，说亩产能几千斤啊。我记得有一个姓周的村干部，我对他说:“老兄啊，你怎么乱讲呢，你做得到吗?”他就回答我:“庄同志啊，你怕什么，他做得到我也做得到。”他下面的半句话没有讲出来，“他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大家反正是吹，可是把建设搞坏了。

1958年“大跃进”，在学校里面当时搞的是大炼钢铁，因为我在农村，没有搞这些。后来到了1958年秋天我回到复旦了，学校里面教育“大跃进”，让学生为老师编教材，你没学过就边看边学。热情是很好的，但不科学。学都没学过，编出来的教材肯定没有水平。还有一个错误观点是批判，把过去的都批判，把老师也批判。我想当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太穷，想快点发展，但不科学，违背规律，结果欲速则不达，反而倒退了。1957年“反右”时我是做助教，所以也没什么事，当时我心里是不满意的，但是也不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