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转向人口学

“四人帮”粉碎之后，情况改变了。当时我还是在市委工作。但我一直不太适应这个官场，所以我要求调回复旦大学，仍旧调到经济系来。开始是搞世界经济，研究发展中国家。后来，我觉得中国的人口问题很重要，所有经济问题都与人口有关系。所有经济问题，都脱离不了人口。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他所有问题，包括环境等，都是人口问题，人口是总的根子。

而这个人口问题，“文化大革命”之前，在中国教育工作中是个空白。为什么空白呢?是因为毛主席讲了“人越多越好”，人多劳动力多。马寅初当时提出要节育的，就批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打成“右派”，他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已经很惨了，等于把他软禁了，他的研究工作完全停顿下来了。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前，人口学在中国是个禁区，没有人可以碰的，没有人敢碰。那么这个几十年里面，人口学在中国是个缺门，是个断档。而中国的人口问题呢，恰恰是解放以后这几十年严重起来的。因为越生越多，还评选“光荣妈妈”，这个是向苏联学来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口也越来越多，开口要吃饭的，人口在一定时期并不就是劳动力，而且劳动力也不是越多越好的。劳动力多，没有工作也没有办法。人有两只手，但是人还有个嘴巴，没有工作就没有办法养活这么多人。即使财富有所增加，但是人口增加快于财富增加，一平均，人均产值就低了。所以，中国的好多问题，大部分经济问题，都与人口发生关系。并且今后的发展，也跟当前人口有关系。人口越多，要抓紧生产，就不顾生态环境，生态破坏了，就影响到今后的发展。我们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都和人口有关系。

所以当时，我觉得，在中国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就转到人口学的研究上去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小心谨慎的，逐步、逐步发展过去。比如开人口学会的时候，自己也提了一些意见。但是我这些意见，没有离开《资本论》，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当时，人口学家或者经济学家有个传统说法:只有具体的，没有抽象的人口规律。所谓抽象的人口规律，就是每个社会，各种社会都适用的人口规律。说人口规律有阶级、有社会性，每个社会阶段人口规律都不同，并没有什么能够适用每种社会的人口规律。但是我反对这个意见，我觉得有总的人口规律的。我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里面讲的东西写的。

当时人口学会开会，而我刚刚进入人口学界，到北京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人口学会年会。我写了篇文章，就去开会了。我也不想发表，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在大庭广众是不讲的。会场宣读啊，大家讨论啊，我就只是听。当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所长刘铮同志是全国人口学会会长。他看到我了，说:“哎，老潘，你这篇文章怎么没有讲?你这篇文章很有新意，也是正确的。”我说:“我不讲，我讲不清楚。”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只要从猿到人以后，在没有进入阶级社会时，就有人口规律，它就是人口要适应生产发展规律，适应自然规律。这个人口规律是各种社会都有的，是人口的一般性规律。刘铮看中了这篇文章。后来，《人口学报》记者来了，刘铮就把他自己的文章和其他几个学校的四五篇文章介绍给《人口学报》，其中就有我的这篇文章，之后就发在《人口研究》上。所以，做研究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能随大路。我的研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有些道理应该挖掘出来、发扬出来。

所以，我开始人口研究，是逐步、逐步来的，完全随波逐流是搞不出东西的。大家讲的都千篇一律，哪怕你文笔写得再好，也没多大意思。研究性论文，要有立意，要有意见，要有你的新意。所以我跟人口学会第一次关系就这样搭起来了。后来，人口学会有什么事情都找到我了。他们知道我有看法，我有想法的。

研究人口问题，不能局限在资料里面，一定要搞调查研究。而搞调查研究，一定要有经费。学校里面的研究经费轮不到我们。恰巧当时有个条件，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口研究断了好几十年，联合国要中国的人口数据，可是中国没有。“文革”时联合国就向我们中国要人口数据了，一直没有。“文革”后发现，我们国家没有搞人口研究的人，那怎么办呢?后来是联合国的人口基金发了一笔费用，扶持我们的人口学。所以，人口学的经费都是联合国给的，而这个经费比我们国家教育部给的经费，多得多，因为是用美金计算的。当时，联合国派专员下来调查资金怎么分配，调查下来，确定人口学研究经费集中扶持中国四个重点大学的研究，我们复旦就是一个。因此，我们当时的经费，比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经费要高得多。

有一次我拿到个项目，联合国给的，一汇就汇过来80万人民币。这个80万人民币，拿到学校的文科科研处，他们说:“潘老师啊，你这个科研经费是文科里面、社会科学里面最高、占第一位的。”有了这个80万经费，我可以到处去调查了。所以，人口学的“福星”，是联合国。而联合国也感到很有必要资助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假使世界人口研究缺了中国这一块，是搞不起来的。而中国人口学的复兴，主要就是靠了联合国的人口基金。

在这个阶段，我搞了很多调查，研究了很多问题。比方说，人口与生态的关系、人口流动问题等。当时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太多，一个人能种的地要十个人去种，那么其他九个人，虽然在劳动，但是是白费劳动，是没有收获的。所以这个叫做剩余劳动，怎么把这个剩余劳动转出来、解放出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要把劳动力从多余的地方转到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去，就是所谓人口转移。

当时人口转移的一个传统的观点，是沿海地区，就是发达地区。人口越来越多，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放到西部去，开荒大西北。我觉得，这个不合乎规律。因为你跑过去以后，到底劳动生产力能不能提高，真正有所收获还是得不偿失呢?在当时，我认为，要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不是什么开发大西北。因为大西北的农业人口本身也是多的，也是剩余的。去大西北的人，你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到底能够带去多少、提高多少，是个未知数。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逆向的，应该把剩余劳动力向生产力较发达、人口容量较大的地方转移。所谓城市化，这是世界规律，城市要越来越大。因为城市的劳动生产力大，可以生产更多东西。所以农村劳动力不能全部放在农村里，农民到城市里打工是个规律。你不能够抑制，抑制了之后，违背了规律以后，对生产力是没有好处的。

当时中国人大拿到人口学会的一笔基金，打算要出本书叫《中国人口问题》，叫我写农业劳动转移问题。全国农业劳动调查是大得不得了的工作，没有经费，怎么调查呢?后来我动了脑筋，根据世界各个国家城市化怎么发展、有几个阶段，城市化发展到40%时，农业人口多少、工业人口多少;再到60%的时候，农业人口多少、工业人口多少，它是有个规律的。我根据这个规律出发，结合我们中国的情况，分析得出在中国，城市化趋势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压制城市化。问题是应该怎样合理地城市化。这本书在1988年拿了中国人口学会的奖，我提供的文章就是《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前景展望》一文。在文章里，我还提出，不仅只是发展大城市人口，中小城市更要发展，农村人口不仅转移到工业，而且要转移到第三产业等观点。现在事实证明，这些提法都是正确的。

我还提出，农村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纯农业，还要搞非农的产业。这些途径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是看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是这个模式的。所以农村人口应该越来越少，像日本农村人口为什么能越来越少呢?它的工业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了，农村劳动力可以用得越来越少。结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像日本，好多人口都集中在东京，我们国家人口比日本多得多，要是全部集中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觉得要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当时就是这样提出来的。我觉得，现在基本上都是朝这个方向在走的。所以这些研究是合乎规律的，还是对社会发展有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