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版《现代西方哲学》与三次跨越
王:在当时的环境下，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是不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刘:那时复旦哲学系有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和逻辑学教研室。我1961年进入复旦，全增嘏先生就要我帮他编《辞海》，当时西方哲学教研室其他人也参加，但他们参加得很少，有的人就一个礼拜去开会讨论讨论。主要的工作还是全增嘏在做，我帮助他写一点。我因为俄文比较好，需要参考俄文的条目都是我写的。此外我还担任教学工作，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哲学史课。后来全增嘏先生希望能开设一门现代西方哲学的课，但以这个名义开设的话，教育领导部门肯定不批准。后来就想了办法，把课程名称定为《现代西方哲学资产阶级哲学批判》，因为是“批判”嘛，教育部门也就同意了。全增嘏先生就讲了一学期，之后他就说，“这门课交给你了”。所以后来就由我来讲，中间由于去搞“四清”运动，有一学期我没有上。另外我还给外系的同学讲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课。
以往研究西方古典哲学，问题不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你一讲到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基本上持全部否定的态度。当时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能够代表西方哲学发展方向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是任何其他哲学。任何其他哲学，不管打什么招牌，都是反动的。这种观念，当时是根深蒂固。全增嘏先生在上课的时候小心谨慎，我在上课的时候也很注意分寸，不要让人家说闲话。从1961年开始，这门课一直是我在管，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全增嘏先生对年轻人非常关怀，为了方便我上课，他把自己上课的稿子给我。但他的稿子很短，我上课的习惯又跟他不一样，他讲得很慢，每个字学生都能记下来。我不一样，讲课很快，他的稿子对我来说太少了。所以从那开始，我就自己编教学大纲，编讲义。到1963年，已经形成了二三十万字。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本来打算出版，讲好第二年出版的，但后来“文革”开始，这个事情就没有搞成功。一直到“文革”以后，我们打算重新开设这个课，也得到了教育部的同意，教材也由我们来编。北大在这个方面比我们强多了，但他们没有编教材。
“文革”后我就开始编写《现代西方哲学》[14]，总共编了三版。第一版是1981年出版的，初步建立了这个学科的理论框架。当时开审稿会的时候，江天骥[15]先生他们给我提的最大的一个意见是，千万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放进去，把西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讲清楚就可以了。我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我不敢，如果有人指责我背离马克思主义怎么办?后来果真如此，中宣部、教育部、上海市委都组织了专家来调查这本书是否搞精神污染，闹得动静很大。所幸后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肯定这本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也肯定现代西方哲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
第一版出了以后我就不满意，主要是因为太“左”了，我明明知道那么说有问题，但又不敢不那么说。销了十几万册后，我就找到人民出版社，要他们不要再印了，他们说只有出了新版本，旧版本才能不印，我只好重新写，写的过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究竟对西方哲学持什么态度，在1990年代的时候，我经历了好几次的探索，这里就讲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发源于西方，中国不了解其他哲学的人有的是，但说起实用主义，大家都好像是内行。我觉得如果不把实用主义的是非讲清，西方哲学其他流派的是非都很难讲清。198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重新评价实用主义》[16]，影响比较大，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比较成功。那我就想，既然实用主义这个受到那么多批判的哲学都能够翻案，那其他哲学未尝不可。所以在1990年第二版《现代西方哲学》中，我把极“左”的批判的文字统统删掉了。这个版本其实就像江天骥先生他们所说的，只讲其实际所是，而不胡乱批判。出版以后很受欢迎，有关部门将其作为干部参考书，中央军委买了五万册，发给团以上军官，这样就等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
第二版完了以后，我还是觉得不满意，包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我在第二版里实际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我自己认为，对现代西方哲学应当作适当肯定的评价。从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所以现代西方哲学代替近代哲学以后，哲学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变革中是最彻底、最全面的，西方哲学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但在某些方面的变革也是非常可贵的。1996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17]，这篇文章提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不是由唯物转向唯心、从辩证法转向“形而上学”，而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在超越近代哲学这一点上，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彻底、更全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在另外一些方面又回到过去的老路上。
《现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版本凝聚了我对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1981年的第一版搭建了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这在国内是第一次。这项工作我从1960年代初即已开始了，几乎花了近20年的时间。1990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突破了在我国流行了几十年的批判模式，对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作了如实的介绍。这是我从1986年写《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开始的，此文被我国学界公认为是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转折点。在此以前，人们对实用主义几乎是全盘否定，从此以后大家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作实事求是的评价了。我正是由对实用主义的求实的评价而推及对其他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作求实的评价。2000年出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18]试图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统一起来，这可以说是我从1990年代开展的对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比较研究的结果，这种比较研究在国内大概也是最早的。总之，我不只是编写了《现代西方哲学》这部教材，而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对现代西方哲学这门学科作了大概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2004年，我以“现代西方哲学领域开拓性的持续研究及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获得上海市第一届学术贡献奖，这个奖是授予1949年以来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全国性突出成果的，我对此感到荣幸。
王:现在学术界应该比以往要开放很多了吧?
刘:那是当然。过去只讲实践是马克思认识论的观点，不讲它的存在论意义。如果你讲它的存在论意义，他就说你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有人申请国家重点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意义，结果被“枪毙”了十来次，后来只好改题目。所以中国哲学界有这么一批人，你很难说服他们。这个没有关系，他们的一些观念，如果对整个哲学界的发展没有障碍，那你让他们坚持好了。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国策，一些人的思想暂时开放不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拥护党的政策，他们迟早会开放的。学术问题的讨论有不同的观点，一些人固守旧的立场，不一定是坏事，他们可以约束那些走得太快的人，免得他们在原则问题上跌跤。党的开放政策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下的开放，有一些人在旁敲警钟没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