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上海学运重镇

刘:复旦是上海学运的重镇，可以这么说。当时，复旦学生人数虽然只有两千多，但因为文理科都有，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而上海交大还是理工、管理类学院;一般来看，复旦当时是上海学运带头的学校。

由于我在高中时就有了进步的思想，所以一到复旦，就投入学运了，法律也没好好学。当时学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现在台湾用的就是这个《六法全书》，那时我也没心思学专业，主要靠自学，喜欢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那个时候马克思的书也有。我们喜欢看看杂志和书，都是些进步书籍。这样三年，实际上我没有读多少法律方面的书，我在系里算活动分子。

马:您是哪一年入党的?

刘:1948年五六月份。1948年复旦地下党组织很强的，把同学们都组织起来。全校以“学生系科联合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学生系科联合会”当时是半地下半公开的学生组织，我代表法学院参加系科联合会，法学院大概都是通过我来布置任务的。1948年开展了几次学生运动，向国民党教育部提出“要自由”、“要吃饭”。上海马上要解放了，教育部发了一批应变费，学校就成立了“应变会”。

马:您跟我们讲讲当时“应变会”的情况吧!

刘:到了1949年初，解放军要过长江。1949年1月1号，蒋介石宣布下台，不当总统了，李宗仁代理总统。虽然把蒋介石逼下去了，但实际上蒋介石军权根本就没放手，这是要李宗仁去搞国共和谈。这时候当然大环境变了。当时校方怕上海解放时大家没饭吃，如果上海被围攻几个月怎么办呢?教师吃饭怎么办?学校就要求教育部发钱，教育部就发了一批“应变费”。每个教师，比如说半年，给你半年的工资，那么学生，给你半年生活费，这叫“应变费”。这笔钱怎么管呢?校方提议建立了“应变会”。1947年是全国学运的高潮期，后来被镇压下去了，学运后，国民党把全国各大学学生会全部封掉了。我们就建立学生系科联合会，转入半公开半地下的斗争形式。

我是1948年6月入党的，一入党我就作为整个法学院的代表来参与领导全校的学生。接着学校要成立“应变会”，因为要处理这笔钱，本来国民党要把复旦搬到台湾，后来我们做校长章益的工作，他答应不迁校，并提议建立“应变委员会”。“应变委员会”由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和学生会等各方代表，再加上校长组成。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各出一个学生代表，五个学生代表都是共产党员，我就是法学院的代表。“应变会”成立后，“学生系科联合会”就已经公开了。借助“应变会”来保护学校，学生发了几个月的“应变费”，“应变会”把学生的应变费集中使用，买粮食、油什么的，如果一旦上海被封锁，没有东西吃怎么办?整个上海发生战争的话，那学生跑回家怎么办?所以买了好多粮食。教师的应变费则发给本人，主要就这些。所以“应变会”主要是保护学校。我是“应变会”防卫组的领导人，就是上海后来建立的人民保安大队，我是复旦负责人，主要由我跟一个工友负责的。负责全校保卫工作，主要是值班站岗放哨。1949年4月25日，国民党搞大逮捕，我校有80多位学生被捕。历史系还有一位老教授周谷城^[1]被抓进去了，后来章益校长把他保出来。同学说那个黑名单上也有我。

再:刘老师，你们地下活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接头暗号?

刘:地下工作当然有。我是1948年5—6月份被我们系的一个同学高飞发展入党的，不久他就撤到解放区了，他临走时跟我说，下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有个人，拿个什么报纸，问你什么，你去跟他接头。我说好。当然有暗号，没暗号怎么办?我根本不认识接头的同学，我们是两个系的。上海解放时，复旦学生组织的2000多人当中有近200人是共产党员，因为上海解放，需要一大批干部。

但是“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说，上海的“应变委员会”是国民党的反动组织，因为当时上海的工厂也搞过“应变会”，所以说“应变会”是国民党的，有问题，所以“文革”刚开始，造反派就要审查我，我不怕他们审查。我说，你们审查好了。我被关了几个月，后来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