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上海

抗战胜利以后，因为我们本来是在上海的，抗战来到重庆，都想回家。做官的，有接收任务的，要来接收日本人的单位的都得先回去，飞机、轮船等交通工具，都被他们包掉了。第二批人就是学校单位的。我们这些老百姓只能自己走，我也想早点回家，可是走不了。医院里高年资的医生都走掉了，我这个住院医生变成主任了，所有的病人都由我管了。病人急诊啊什么的，都是我来做，开疝气、阑尾、胆囊啊，都是我动刀，所以学到很多东西，锻炼成长起来。

我的同学有的在军医院，有的在中央医院。我们同学之间就商量，有的关系好的买到票，乘船也有，火车也有，回到上海。我和一个姓张的同学，没有办法，交际也不广，办法也不多，两个人到处打听，乘公路车，从重庆到北川，再到宝鸡，这是陇海线起点站，可乘火车到徐州，再到南京，最后到上海。我自己带了一个箱子，回来时是五六月份了，铺盖什么的都丢掉了，就带了一个箱子。路很难走，从重庆到宝鸡是山区，弯弯扭扭，非常艰苦。那个公共汽车司机只停小站不停大站，天还没黑就停了，说今天不走了，你们都下来，我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安排我们到小的旅馆，这些旅馆都是草棚子，帐子很脏，很多年没换，墨黑，床铺上放张席子，臭虫都有。每天都是到一个小的客栈就停下来。有一天，他停下来，说，不能走了，明天要过一条很大的河。我们就住下，他讲明天早上得早起。那时我有一块怀表，是我离开上海时我祖母给我买的。万一有缺钱的时候可以卖掉，可以补充一点。住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就把表拿出来放在枕头底下了。第二天一早，司机就叫我们起来，匆忙间我忘拿表就上车了。车子开到了大河，我想看时间，衣服口袋里都没有表，这才想起来忘在旅馆了。我祖母是基督教徒，她还给了我一个金的十字架，也挂在表上，很宝贵的。我跟司机讲，我的表忘在旅馆了，有什么办法。他说是你自己不小心，被他骂了一顿。过河的时候人先过去，汽车要等大船再过去。等了很久，才过去。手表遗失了，十分痛心，增加了我旅途的苦情。

到了宝鸡买火车票，卖票员关照说，火车很破的，要走走停停，每次停车后要走很长的路。我提着箱子，走很长的路很累，我就把不穿的衣服送掉了，连箱子也送掉了，打一个包包背身上，走走停停。火车上都没有固定的座位。有的是敞篷车，只有门，没有窗;有的有座位，要从窗口爬进去。有一次我爬车，衣服上沾上了大便，人家踩到铁路上的大便，弄到窗子上，我也不知道，衣服只能换掉，很艰苦。从宝鸡到咸阳、西安，经河南省洛阳、开封再到江苏，从徐州换车到南京，到了南京又要换车到上海。这样从重庆回家要两个多礼拜，够辛苦的。

到了南京，我想，离开家这么多年了，总想买些礼品，可是钱也用光了，行李也丢光了，回家什么都没有带，怎么办?身上破破烂烂，只能在南京买了一件衬衫换上，回家提着一包破旧衣裤的包袱，什么礼品也没买。我父母也觉得这五年啊，我是够辛苦的，他们认为只要活着回来就够庆幸的。我哥哥、弟弟很热心，看到我这样回来都来帮我。

到了上海，心情完全不一样，只想早日恢复工作，尽快自力更生。后来我去找黄家驷老师。回来以前我就跟黄家驷联系过，我想回原来的单位工作，到了以后我就去医院找黄家驷，黄家驷是我的导师。他说，你就在我们这里工作吧。第一年是住院医生助理。其实我在重庆都做过了，人家都走掉的时候，我为重庆市民医院撑了一年才回到上海的。我的能耐比别人强，人家不会做的我都已学会做了。上海这里开阑尾手术大家还要抢着做，但是我在市民医院做得多了，每天晚上都做的。可是我不想跟黄老师争，我满口接受他的安排，并表示感谢。上班以后，好多人觉得我比他们强，就妒忌了，有些很不顺利的事情，常常有。其实我并不是想做“大佬”，只是有些事情他们做不来我就做，我能做的，人家就妒忌。常常有人跟我无理取闹，好像我侵犯了他们的主权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