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课程改革
周、林:那个时候，复旦的学生有没有一些类似实习的课外活动?学生有没有到农村去之类的?
伍:有啊，工厂、农村，都要去的，我们要跟班。我也教理科的班，那么要是理科班他们去劳动我就要跟着。有一次我跟化学系去奉贤劳动，那个时候我胃病很厉害、很厉害。到了以后，第二天晚上就痛得在地下打滚，学校马上用车子把我送到第一人民医院，住了一个月。这是1960还是196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胃病很厉害。我从做教师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农村或者是工厂。“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要说了，那是整年整年的下乡去劳动、去改造，或者是到工厂里面去“战高温”什么的。
周、林:“文革”期间复旦有没有什么批斗运动嘛?复旦有老师被批吗?
伍:当然，很多很多。被整死的也有。
周、林:那个时候影响大吗?对复旦的整个教学活动?
伍:“文革”结束之后也是逐步逐步恢复正常的秩序，把过去比如说进行审查的一些同志，逐步地解放，不是一下子就都解放出来的，都马上恢复教学工作了。
周、林:那慢慢地老师都恢复教学工作，秩序稳定下来是到什么时候了?
伍:至少1978、1979年以后了。1976到1977年，我大概有一年工夫去参加《红旗》杂志的工作，去参加写批“四人帮”的一篇文章。和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同志，大家合作的，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红旗》杂志想把我留在那里工作，但当时我两个孩子也小，家里也离不开，就没有同意，还是回复旦来了。回来我就要教本科。我是从1978级开始教，不是1977级，因为1977级时我还没有回到复旦，1978级开始以后这个政治经济学都是我教，一直教，1986年，后来教研究生了，本科生不教了。
周、林:1981年到1996年，您先评上副教授，又评上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又评上复旦首席教授，这个过程中您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吗?
伍:我们当时的工作一个是教学，一个是科研，另外还有行政工作。我开始是担任副系主任、副院长、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后来担任主任、经济学院代院长。再以后，我就不搞实质行政工作，就担任院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这类工作，没断过。教学来讲，从1978年开始一直教本科的，教学效果还是可以的，同学反映就是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生动、老少皆宜，大概有些学生是这样表扬的。
我在做经济学院代院长时，我们也进行了教学改革。当时国家教委组织了世界各国的经济专家在复旦开了几次会，定下来一个后来引起社会很大争论的课程改革方案，这是个实质性的改革。当时就叫做两个理论基础: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一个是以西方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来开设这个课程。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课程当然包括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这些课程过去都有，但是你说不清楚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别的。过去很多部门经济的课程，比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政学、货币信贷，也都有的，但你说不清楚是根据什么作为基础在讲的。另外一个，要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这就包括最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以及这个系统的货币学、财政学等。这就不一样的，当时引起很大争论。当时我作为副院长和代院长参加了国家教委组织的一些全国主要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的会议，大家一道研究讨论，最后基本上同意课程设置的建议。这样经济系的课程开设实际上就包括两个体系了。现在国际贸易也好、货币银行也好、财政也好，基本上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在开课，这是我做的工作。那个时候在全国争论很大，我是坚持要以两个理论作为它的基础。以后这也就等于是我们复旦的方向了，但是作为指导嘛，还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西方经济学应该也是基础，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周、林:政治经济学在国内研究比较领先的是哪些地方呢?
伍:中国人民大学也不错。复旦也是自己独树一帜在搞。经济系也还是在搞这个方面，这个呢是扩展《资本论》嘛。
周、林:国际上呢?
伍:国际上有几种人吧。主要一个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国也有，日本也有，日本也是两派。现在我看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的陈恩复，他本来也是复旦经济系的教师，他在搞的研究也比较注意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化。我们这里史正富在走的路子呢，主要是想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结合中国实际，这样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也国际化，同时也是中国化了。大概是这一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