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如何培养人?
我感觉教学行政领导工作就是三条，第一是培养什么人，第二是怎么培养，第三是靠谁培养。你当了系主任也好，当了校长也好，都是这样考虑。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谁来培养，脑子里面一直转着这些问题。
第一点，培养什么人?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相当复杂。我1956年到复旦哲学系，当时就要制订教学方案，方案里面第一条“培养目标”就是培养什么人。当时就是一切都按照苏联的模式办，我就按照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那个方案套过来，他们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讲要培养哲学家，当时我就在新同学入学的时候写“欢迎未来的哲学家”，同学们很高兴。但1957年“反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讲你们怎么能培养“家”?“家”就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怎么好提“家”呢?当时不得了，就不能再提“家”了。到了1959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左”得不得了，要培养共产主义觉悟的普通劳动者。不光“家”不能讲，“劳动者”还是“普通劳动者”，还要有“共产主义觉悟”。于是套到哲学系的培养目标，还要稍微低一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讲不行，要跟专业挂一点钩，稍微再改一改，就写“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理论宣传干部”。所以当时有人就跟我开玩笑说:“老胡啊，你是计委主任，计划委员会主任，专门写计划的。”我说没办法啊，政策一变我就得改，整天写这个，变来变去。1961年，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很有修养，我和他有接触，因为他当时组织制订一个符合现实情况的培养目标，最后定下来我们要培养“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哲学教学科研人才”。我们认为这个实事求是、不是空讲，不“左”也不“右”，的确比过去的好，所以从6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用这个讲法。
我当了系主任后，脑子里面一直在想，要培养什么人。我想第一个是要全面发展，这个很重要，德智体都不要偏废。我们就吃过亏，1958年的时候，就“只红不专”，我们系当时“左”得不得了，系都不要啦，到乡下去办系，还说农民学哲学学得比我们好，我们要向农民学习。这些事很可笑，但是当时的确是这样的。
最近我有一个体会，感觉德智体以外，还应该有个美育。解放前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有人提过，美育对一个人的成长、修养、创造性很重要。比如钱学森还会吹圆号、会画画。一个人光有德智体还不够，还要有美育。
第二个就是要有创造性。但现在国家创造性的人才太少，我感觉的确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第三个，也是我在哲学系里的感受，就是要有特色。刚解放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到1956年全国有了五个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到1958年又增加到10所学校有哲学系。当时我就想，大家都办哲学系，总要和人家有比较，怎么样能有特色?当时周扬在上海开会，他讲你们上海外语人才很多，你们哲学系应该多研究西方哲学，这给我很大启发，所以后来我就跟老系主任讲，我们是不是应该将西方哲学作为我们的特色?当时还不敢讲这个，只敢讲“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加“批判”两个字稳当一些，不然要讲你投降西方。这个特色从我那时提出之后一直到现在，成为我们哲学系的一个特点。改革开放以后，我想我们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要有特色。我们哲学的分支学科有伦理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我们就想除了哲学以外，搞其他几个专业。比如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改革开放以后就主张，北面有北大的社会学，南面的复旦应该也有社会学，他住在中央民族学院，我去看他过两次，教育部后来批准我们正式设立社会学系，现在已经是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还有就是宗教学，我讲宗教学无论如何要搞起来，这是个很重要的领域，王雷泉教授也比较积极，他一直想搞这个专业，后来系里建了宗教学教研室，我兼主任。
第二点，怎么样培养?这也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打基础，什么事情都要打好基础。我当教务处处长时，建议处里三四位同事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调查复旦毕业生对母校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回答都是一个:打基础。所以我感觉基础很重要。
哲学系有很多课程，概括起来就是三类:论、史、工具。论就是理论，史就是中哲史、外哲史，工具就是外语、逻辑学。还有就是文选，学生在听课以外还要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文选，这个叫直接跟古人见面，一定要直接看原著，我们后来都强调原著课。所以这四个方面要是弄好，就有希望。
第二个就是启发性教学。我感觉这个启发性教学确实比较难，我当时差不多已经要退休了，但为什么我一定要搞这个呢?李政道就讲，什么是学问?就是要学也要问，做学生的不应该只是听，还要问。我们以前上课，上完就完了，教学是填鸭式的，而外国人作报告，讲了半个钟头，他说留半个小时给你们提问题，提问题是要动脑筋的，所以我觉得启发性教学确实很重要，既要学，也要问。所以讲是什么还不够，还要讲为什么。
第三个，我们培养学生应该有第二课堂，文科的第二课堂就是社会实践，理科的第二课堂就是实验室，像我们哲学系是搞抽象思维的，文科里面最抽象的恐怕就是哲学了。我们复旦很多学生毕业分配到《文汇报》、《解放日报》，我就问报社:你们觉得复旦毕业生怎么样?他们说你们复旦来我们这里的什么系都有，哲学系、中文系、新闻系，还有历史系，都有不同的特点。你们哲学系毕业生一写文章，就是找规律、讲本质;历史系的很强调材料;中文系的文笔很好。所以后来我就提出来，我们哲学系应该有一个辅修专业，应该同时修法律、历史或经济。记得有一个女同学，她就问我辅修什么，我建议她辅修经济，结果毕业以后就分到上海财经学院去了。因为哲学本身很抽象，那么怎么回到实际呢?除了社会实践之外，还可以选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作为辅修，我读书的时候都有主修、辅修的，这样两个学科相互渗透，才能够丰富，这是我的体会。所以后来几年我从教务处回到系里面，我就主张要有辅修专业，所以很多同学都有辅修。哲学干巴巴的，太抽象了，规律、本质、矛盾等，辅修一个专业对学哲学是很好的。所以培养人就是打基础，启发性教学，辅修第二课堂以及第二专业。
第三点，靠谁培养?当然是教师。我感觉教师首先有一个师德的问题，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老师要为学生做出榜样。蔡先生和金先生，都是以身作则，感动、教育了我们，所以我在系里，对老师首先一个要求就是要关心学生怎么做人。教书育人，首先是要育人，这样学生才能成才。还有就是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几代人积累的知识、总结的经验才能传授给下面，教育是几代人的问题。我就说应该是“百年树校”，学校要一百年才能真正具备经验。改革开放以后我接待一位巴黎第一大学的女教授，我介绍我们复旦有近百年的历史，她笑了笑说她们学校有一千年的历史，她讲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后来我就想，人家的学校比较稳定，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鲁都有几百年以上历史。所以我感觉培养人是长期的，不要随便并校，传统一并就并掉了。我们过去中文系有几怪，历史系有几怪，老师在某一方面钻得特别深，所以是“怪”，一定要保持他原来的特点，保持这种“怪”才行。所以我感觉就是要保持自己传统的东西，培养人都是靠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此外，培养人还要靠教材，这个也很重要。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曾来上海开了个文科教材编写会议，是要通过教材的编写把文科搞好，编教材，出人才。所以一部好的教材对学校、对国家都很重要，中文系就很注重教材的编写，并且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王运熙、顾易生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了一次不够，又编了第二次。哲学系也很注意教材的编写，我们系刘放桐教授编的《现代西方哲学》还成为教育部重点教材并得奖[11]。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部拨经费给我们编宗教哲学教材，于是我和我的学生张庆熊一起主编《西方宗教哲学文选》[12]，这本书是给我们系研究生用的。宗教哲学因为整个系统比较复杂，我觉得很需要先有一个文选，所以当时组织二十多人翻译从古希腊时代到现代西方神职人员写的东西，包括俞吾金、吴晓明他们都参加了，然后我就把它们编起来。当时因为这个书太专业化了很难卖，出版社没钱出，好在张庆熊从瑞士留学十年回来，跟教会有关系，由教会资助一笔钱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这本书是我最后一个工作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