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教书
我们的徐丰彦教授是生理教研室的主任,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我从苏联回来后[14],徐教授对我说:“我们这里是医学院,首先任务是要搞教学,任何老师进入教研室首要任务就是要搞教学。另一方面搞好教学也可以拓宽研究面,你回来后首先要搞教学。”我当然答应去搞教学,回来后我先是去听课,还有我们当时教课并不是直接给同学上课,而是先给同学带教实验课。回来后我就要带实验课,当时的实验课是要事先预做的,要预做好几次实验。而且作为老师的我们也要事先预讲,再根据预讲的情况调整正式上课的节奏,这样到了学生面前讲课就相对完整了,这都是徐丰彦教授给我们定下的规矩。预讲不是对着学生的,是对着一个教研室所有的老师的。他们会提些问题,这样讲起课来就会比较全面。我就感觉,讲课不仅要准备上课的内容,连同其他相关的内容都要准备,不然讲课的水平就会受到影响。现在就做不到这一点,现在的老师任务也很重。
教学也很重要,教学可以打好基础,科研可以让研究进行得深入,侧重面是不一样的。上医大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还一定要踏踏实实的,要自己去实践,不是光嘴巴讲的,要自己去做。自己做了以后,再从经验教训里面去吸取一些东西,这一点我想是比较特别的。在这里的人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较强,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这个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国外是没有技术员的,样样都得要自己动手的。
解放初上医有16位一级教授,他们都到国外学习过的,学习了以后都回来了,了不起的。而且他们在国外也都是耶鲁大学之类的,都是最好的大学。所以他们就把国外的特点带了回来,所以我们这里的一级教授那个时候比清华大学还多。清华大学多大,我们的医学院多小?清华大学的校长就说:呦,你们上医的一级教授真多啊,比我们清华大学还多啊。那16个不是我们自己评的,是全国统一评的。大概是在刚解放没多久的时候,对所有的这些教授都要一个一个评的,结果我们一下子弄到16个,不得了的!那时候个个都从国外回来,外国人就说:怎么搞的,怎么让你们留下你们都不留下啊?他们就说,我们学的这个就是要到祖国去办事情啊。
我的老师是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教我的学生。现在的学校里有好多领导就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学生的学生。我觉得我们在搞研究的时候,很多题目要来源于临床,而不是单单从书本里找研究题目。针刺麻醉可以开刀的道理在哪里,针麻和药麻在手术后的反应很不一样,这都是在临床经验中发现的,针药结合是最好的,这些都是逐步发展起来。还有研究的结果也要回到临床实践,哪怕发表了再多的文章也要回到实践中。
在我教过的学生里,吴根诚[15]是我第一个研究生,六十多岁了,科研做得很好的,就在13号楼,那里也有一个针刺实验室。本来我们是一起的,都在这个实验室的,本来我们的楼层很多的,现在减少了,他就搬到13号楼去了。他是我的研究生,也没有念博士,但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得很好。我的学生很多都出国了,但也有的出国了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