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大有所为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对研究社会科学没有信心，好像研究社会科学没有什么作用，仅仅是上面要什么，就研究什么，就写什么，对整个经济推动根本是没有作用的。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情况大为改变。研究工作，就要寻找真正的规律。规律是世界同一的。有些东西，不管什么制度，都是同一的。所谓规律，我们过去叫做“天”，过去提出来的，叫“人定胜天”，特别是“大跃进”时期，意识形态挂帅，怎么想就有什么结果，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要想亩产一万斤，只要想得到就做得到，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人，不可能违背规律。古代没有“规律”这两个字，就是“天”。所谓“人定胜天”，其实人胜不过“天”的，胜不过规律的，胜不过这个大自然运行的规律的。你只有适应它的规律，才能发展得比较好。逆了规律，可能一时间好像是你胜过它了，但终究要受到惩罚的。现在为什么有生态问题呢?就是你逆了自然规律、自然中平衡的规律，你打破了，被你人为打破了;打破得厉害，你就倒霉，就受到惩罚了，老天爷要教训你了。“人定胜天”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依着自然界的规律来发展。
我们这个社会研究工作，要把自然界的规律研究和社会规律研究相结合，才能找到真理。所以我觉得，现在搞社会研究，还是有作用的。
我还有个体会，像我们这种学科，一方面要有多方面的知识，那个知识，自己不可能都是亲身经历的，要看文献资料，多阅读。另外一方面，像我们这个学科，还不能够不进行调查研究。因为有些东西，你要发现人家没有发现到的东西。看文献，都是人家已经讲过的东西，看文献再多，结果也只是把人家各方面讲的，把它或综合或比较，只能够做到这一点，人家没有讲到的东西、没有看到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发言，自己不能够拍脑袋想出来。因此，像我们这种学科，调查研究是很重要的。你不调查研究，就搞不出什么东西。而调查研究，你又不能够主观设计，心想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出来，结果就可能是错误的。所以调查研究要深入到各方各面，要客观真实，不能够我想调查这个就只调查这个。比方说，我在市委工作阶段也搞调查的，但那种调查是各取所需。我要的东西，我去拿来;不要的东西，我都扔掉了。这是不科学的。这和调查研究的设计相当有关系。在调查研究中，反面意见不能够轻视，或者是删掉，有反面的东西出现的时候，要特别多加思考，从反面深入下去，有些东西就有可能挖掘出来。
潘纪一与访谈者
所以我这几年的工作体会，阅读看书要多方面，特别是人口研究，只看人口学的书，不解决问题。因为人口学跟各方面都有关系，跟历史也有关系的。过去的人口到底怎么发展、怎样转移的，都跟历史有关系，葛剑雄教授在这方面研究很有成就的;跟地理也有关系，人口迁移，地理环境重要。所以，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方面，面要广，关注的面越广，越能够推动、促使你对本科学更深的了解。所以，一个学科不是绝对孤立的，都是相互关系的。
还有个体会，就是说，我们研究文科的人，文笔一定要清楚，文笔要流畅。你假使文笔不清楚，你自己认为懂的，人家看不懂，或者看了之后要误解的，你千万不要拿出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搞文科的人，你一支笔拿不起来，这是很危险的，或者说，将来成就不大的。所以我劝你们本科学生啊，要练笔，要写东西。写东西呢，你要争取发表。因为你自己写了一篇东西出来，请导师看一下，导师到底有没有时间看我不知道，仔细不仔细不知道。你请人家看，请编辑看，编辑他为了工作，一定要对你的文章仔细看的，才能决定要不要、值不值得发表。编辑部看到你没有名气，把它直接一扔，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学文科，随便你学什么文科，假使笔头不行，总搞不出来的。因为即使你有很好的意见，但表达不出来，人家不能够领会你这个思想也没用，对不对?
另外，要通晓中国文化，从古到今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管你研究什么学科，中国文化对我们个人一生、对整个社会有相当大的关系。而现在外表新的东西太多了。像中国字、中国画，这种东西对我们调养精神，对我们的研究也有关系。不知道你们毛笔字会不会写，现在都是电脑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一个人的成长、对我们的发展，都有相当关系。
【注释】
[1]李铁民(1906—1970)，湖北应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政治系后被派到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被王明开除党籍。1930年毕业回国后，受组织派遣，先在南京警备所秘密联络士兵策反未果，后又进入上海电话公司组织赤色工会酝酿罢工，又遭破坏失败。1933年被捕，监禁半年后，伺机脱逃，潜回原籍，匿居年余。后参加李济深、陈铭枢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进行抗日反蒋活动。1936年3月，因内奸告密，再次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并跟随叶挺至汉口组建新四军军部。不久，转到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后又到国民党军训部军事编译处，编译俄国军事书籍。1943年在重庆，经邵力子介绍，进国民党中央设计局任专员。曾利用工作之便，为中共重庆办事处提供资料。抗日战争胜利后，随迁南京。后经引荐至大夏大学任教。上海解放后，参加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工作，任调研处主任。1949年11月调复旦大学，先后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教务长和经济系主任。1956年6月重新入党。1960年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文革”中遭批斗“审查”，1970年自杀身亡。
[2]潘纪一:《大隆机器厂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查》，《解放》196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