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副校长
从1986年开始到1992年，我担任了复旦的副校长。因为经过了“文革”，所以复旦有一个流传很广泛的思想，就是认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不科学，另外还有人文科学没有用，无用论。因为“文革”时期乱讲了，“批林批孔”之类的，任意地解释历史，有的人认为历史是可以任意地解释的。我担任副校长之后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强调文科的重要性。我当时提出来，当然教育部1984年有个文件也提到过，就是解放以后几十年来人文科学没有很好地发展，所以要整顿。我一是强调文科的重要性，特别是文史哲。文史哲是文科最基础、基本的内容，要科学地去研究。另一个就是拓宽我们复旦大学文科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内容。过去复旦大学是属于文理综合性大学，但是系科很少，只有数、理、化、生、文、史、哲，以后又有经济之类的。我提倡要拓宽现实所需要的各种领域的研究。
哲学系提出要研究宗教问题，我很鼓励他们的，所以哲学系有关于佛教的研究、关于基督教的研究。宗教的问题推广之后，又有人口学的研究，所以复旦建立了人口所。社会学系的建立我也大力地支持。社会学系在解放前是不太有的，1952年以后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发展。在“文革”以后就开始建立社会学系，社会学系里面还有一部分分出来研究人口问题，专门办了《人口》杂志，而且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和资助。
在“文革”结束以后，复旦的社会科学发展得很快，扩大的领域也很多。比如说历史系，开始只有历史系，后来有文博专业，以后又有文博系，还有旅游管理系，这些都是我们一些老师一起倡导的。文博系的发展，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正好国家文物局恢复各地博物馆的工作，这时发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中懂专业的、严格训练的管理人员很少。那时我们就开始帮助国家文物局、各地的博物馆培训工作人员，办干部专修班，1987年成立了文博学院，我也担任过文博学院的院长。虽然建立的时候，苏步青校长不太赞成，他认为文博学院是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因为过去认为大学都是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之类的。我们说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人家不信任我们的培训。后来国家文物局很支持我们，叫我组织了好几期干训班，这就有很多经济上的支持。上海市文物管理局也支持我们。建立了文博学院，现在有文博系，一部分是搞博物馆怎么管理的，还有一部分是搞博物馆怎么鉴定、保护的，后来有化学系的、理科的一批老师来支持我们，他们负责文物的技术的鉴定，还请了市里面的一些专家来开讲座讲怎么鉴定文物，讲讲瓷器、铜器是真的还是假的，上海博物馆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这方面是由我们系的吴浩坤进行联系的。后来又请了一些考古的专家来，这样我们的文博专业就搞得很强大，既有管理、鉴定、技术方面的，也有考古方面的，使我们历史系能够拓展出去。“文革”结束之后，旅游事业发展很快，但是旅游干部很少，旅游管理人员的素质差，我们系在90年代初就建立了旅游管理专业。
我也在全校倡导各种系科扩展教学内容。我们还建立了一个韩国研究中心，我曾兼过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搞韩国研究，但是我倡导建立起来的。有一次，我到韩国的高丽大学访问，高丽大学的校长姓金，对中国很友好的，在中国待过很久。那是1990年光景，金校长给我介绍了韩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孙理事长，他对中国也很友好、很热情，他争取他们理事会支持中国的韩国问题研究，同意每年资助我们5万美金。那时，每年5万美金很多了，相当于40多万人民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在1992年，韩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年建立了韩国研究中心，现在快20年了。我们也出了蛮多书，出了一套丛书。我当时想到的就是我们中韩是近邻，应该世世代代保持友好，研究韩国问题，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建立了这个中心。这个过程中间，黄美真和石源华老师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我们文科的研究一个是要重视，一个是要扩大研究领域，还有一个就是要争取经费来源。现在复旦有幢大楼叫李达三楼，那是1990年我在做副校长时，到香港开世界校友会，在校友会上碰到一个40年代复旦大学毕业的校友，他就是李达三[11]。我们一起在那个会议上，他知道我是复旦去的副校长，就跟我讲，我们对母校是很关爱的，希望对母校做一点贡献，他说:“我是很遗憾，我是四几年会计系毕业的，但是现在会计系都没有了，我希望能够惠及会计系。”他当时没讲他要做什么贡献。我当时回来就向谢希德校长汇报了这个事情，谢校长说:“那可以，会计系社会也需要。”当时，学校里就决定恢复会计系。我们没有老师，就从苏州大学引进教授来会计系。李达三很高兴，他就捐献了一栋房子，建了一个李达三楼，供管理学院使用。后来他又以他太太的名义，捐了李达三楼对面的学生活动中心——叶耀珍楼。
我做副校长时主要是管文科的教育和科研。我在那时就尽量争取资助，但是我还是强调说基本的研究文史哲是非常基础的学科，要提高质量，人数不一定很多，因为搞文学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的不一定是社会是很需要的，但是一定要有这方面的高水准的学者，才能使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过去几十年就是对怎么样治国、怎么管理社会这些都搞乱套了，假如这方面没有整顿好，整个国家的前途是很危险的。光靠技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技术重要，但是正确的思想和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当了六年副校长，先是谢希德做校长，后来是华中一做校长。谢希德校长是一个很开明，也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她一方面让我分管文科各方面的教育，她很支持我们文科的教育，另一个就是让我帮她管理对外交流。我去参加了好多次国际的大学校长会议。
谢校长一是推动国际合作，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建立联系，建立校际关系;二是极力推动、加强美国研究，她亲自出面争取了一笔资助，资助我们研究美国问题。她对文科的教育非常热心。由美国资助我们从事美国问题研究，这是美国一个很特殊的例外，它是议会讨论拨款的。过去美国有一个规定，凡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它是不给资助的，可是谢校长争取到了美国的帮助。当时她争取到了两笔钱，一笔是关于资助美国研究中心的，另一笔是资助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美国政府给中国的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拨款，这个是破例的。
谢校长是什么事情都非常民主的，她非常开明，有事都大家一起讨论。她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她很讨厌开会迟到。她还有很大的气度，“文革”时有人反对她、批评她，“文革”以后她很宽容地对待这些人。
谢校长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记得我到云南去开会，听说有个云南师范大学的男生要求变性，他是家里的独子，学校里同学们感到他非常怪，也很讨厌他。后来谢校长听说这个事情后认为还是要尊重他的意志，当然了，不一定鼓励他。所以，谢校长表示应该支持他的，应该给他自己决定权。后来听说这个学生到上海来做了变性手术，这是我听说的。我还记得一个细节，谢校长的先生是中科院的专家，中风瘫痪了，在华东医院。谢校长每天下班都去看他，帮他做数学，念外文单词，想恢复先生的记忆。尽管谢校长每天都很忙，但很负责任，夫妻感情很深，对家庭很重视。
我做校长的体会就是，感觉我们的管理有问题，做很多事情都是无效的，天天晚上要接待人，没有时间看书。有的校长完全是应酬型的，有的还搞搞学术，这应当改革，不需要那么多接待，在外国都没有这么多的。
过去复旦因为名气比较响，总归还是有一些国际交往。在“文革”以前，它很保守的，交往都是宣传性的多。但是“文革”以后逐渐开放了。讲几件有趣的事吧。我记得1979年时他们请我去接待撒切尔夫人。当时她的身份是保守党领导，访问回去后就做了首相，那时我们很高兴和外国接触。有件很搞笑的事，就是我们去参观图书馆，当时图书馆门口放了很多英文版的杂志，当时外面都觉得中国十分闭塞，图书馆好心，把外文杂志都摆出来，意思是我们复旦还是开放的。那时已经有留学生了，他们便有人跑去跟撒切尔夫人讲，过去没有这些杂志的，因为你来了，才放出来的。后来她来问我:是不是这样的?我就没办法了，我马上说，是的，过去没有。我不能骗她。我又说我们的很多杂志是分散在各个系，平时没办法都看到，我们是给你个信息，我们是开放的，信息是通的，就这么搪塞过去，这也是事实。后来撒切尔到库房里去看，图书馆员也是好心，就说我们这里有你的传记，有你撒切尔的传，她很高兴，结果拿出来看到后面的借书记录，没有一个人借过，搞得我很狼狈，只能说这是刚刚才买的。
我还曾经接待过一个日本人，他告诉我，他到过杭州三次，每次去郊区参观幼儿园，每次都是同一个地方，表演的节目也是同样的节目，参观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而且讲的话也都没变过，感觉很奇怪。我只能说这是最好的幼儿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弄虚作假，我到朝鲜去，朝鲜也是这样。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好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不需要装模作样，也不要掩盖。
我记得“文革”时期听说的一个接待日本人的故事。说是带日本人去参观中国的铁路，日本人说你们的火车开得速度太慢了，建议说现在不要花太多的钱去改造铁路，只要把这个车厢放得低一点就可以提高速度。结果我们铁道部陪同的人员马上就顶回去说，“安全第一”。“文革”期间还有件事:广州交易会时有个日本的商人买了很多红宝书，还买了很多毛主席像章，一进会场就对毛主席像三鞠躬，这就骗取了广交会的人的好感，给了他们大批的订单。但是据《外事传达》里面讲，这个人坐船回日本，轮船一出海就把红宝书、像章统统丢到海里去。
那时的接待就是这样的情况，不实事求是，“文革”以后就不一样了。外事处一批人有很多是从外语系调来的，都会外文，接待了一大批人，英语、法语的。这样我们学校跟欧美各个国家的交往就很多。过去单方面和社会主义国家交流，也没有那么开放，后来“文革”以后就好多了。我们学校和大概将近100多所国外的大学建立了文化交流关系，派遣学者去各个地方。我们那时也尽量争取各个国家能够接收我们的学者去研究、访问。
我接待过很多很多的外国朋友，我感觉坦诚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要讲虚假的话，即使你对他们国家的做法有意见也好，你也是坦诚地讲，不要造成误解。我记得我接待过一个《纽约时报》的主编，叫索尔斯伯里，他写过一本书，好像叫Beyond China。他当时在美国国内批评过美国政府，我们有些参加座谈的人就拼命去挑动他批评美国。结果他发火了，他说我不是到外国来批评美国的，我批评美国会在美国批评。他不在外国人面前讲自己国家怎么怎么不好，有的接待人员就没注意到这点。
中国人有句话叫入乡随俗，欧洲人也有句名言，“Whenin Rome，do asthe Romansdo”——“在罗马就要像个罗马人”。这个他们也是理解的，但是不能够太过分。美国就不一样，不管你怎么样，他们都尊重，但是尽量不要冒犯其他人。中国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问别人你是做什么的，你结婚了没有，孩子有没有，工资收入多少，房子多大，这是人家很忌讳的。这些和交往是没有关系的。知道这些问题，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国外这一点就比较好，没有这样的习惯。
当时复旦很开放，接待了很多台湾来的学者，他们当然对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包括民进党的很多人我都接待过。有名的唐德纲教授、杜维明教授都是从台湾到美国学习过的，还有余英时教授，这些教授对中国文化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比我们深刻。因为我们“文革”期间搞乱套了，我们把什么都否定了，我们是一无所有。所以总的感觉台湾人现在中国的文化素养更多一点。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不管理科的、文科的，他们的中国文化功底比我们好，这就显示出我们“文革”大破坏的后果。他们就是搞自然科学的学者，中文的水平也是蛮高的。
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里面都有它的精华，都有它的糟粕，不能一味地赞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经过这么多的检验了，应该说有很多留下的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而且是超阶级的，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这些都是要传承下去的，比如是对人的仁爱。仁爱这个观点过去是批评的，过去只有阶级的爱。现在呢有的又过分了，儒家的文化全部都是精华，甚至有的人不去上现在的学校，要读私塾，这都是很荒唐的。最近有个消息说要培养孝子工程，主张培养几千个孝子。我提倡应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敬老爱幼应该是全社会的，你不能说你爱自己的儿子，就不爱别人的儿子，尊敬自己的老人，不爱其他的老人。人对人应该仁爱，要倡导“人之初，性本善”，当然，这不是科学可以研究的。人在世界上，不可能是一个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整个的社会才能发展，不能够就靠自己的，所以应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中国人的道德素养现在还不高，我们需要时间来改变，而且要扭转方向。中国的问题首先是要领导人、官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然后民间倡导。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认为要尽力提倡提高文化素养。我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度不能过高但是也不能过低。中国优秀文化应该发扬，不优秀的应该清除，还应该引进国外的文化观念。不能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仇外的心理是不对的。日本加害给中国的很多，但是他们的民众也是受害的人，也是爱和平的，也是不爱打仗的人，这是大多数的人。上一代的过错也不能怪罪给下一代，我们不应该仇恨新一代民众，只能仇恨当时的军国主义者。这样才能使中国有真正安全的环境。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在美国都有幸福的生活，素质不够也不会生活得很愉快。
庄锡昌老师与师母
我在68岁退休以后参加教职工合唱队，参加歌咏班。我最喜欢唱歌，听音乐，到各地走走，旅游、演讲、作报告。退休后也写了几本书，如《世界文化史》、《世界的博物馆》等。这几年在美国和中国间来来回回地跑，也碰到不少我们复旦的学生，我们的学生在外面都影响很好的，他们对母校都很关心。很多校友也到复旦去访问，很关心母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