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肩挑”

在复旦三十几年里，我一直“双肩挑”，一边搞行政管理工作，一边还是搞专业教学，一直到我1990年离休。我已经习惯了，感觉工作很自然。我爱人她也是复旦的，后来才调去华东政法学院，她是当党委书记，所以我们两个工作都比较繁忙，有时候吃饭都没有时间，紧张得不得了。我做过复旦教务处处长，还做过校办主任，但我同时还面向全校开了宗教概论公共课，就是那个时候全校的选修课。我开这门课就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宗教是怎么一回事，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所长也来听过我的课。当时我们还办宗教干部培训班，是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上海市宗教局委托我们来办^[13]，因为他们的干部不了解马列主义宗教观，不了解宗教哲学，所以我就给他们上课。此外上海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教授、民主党派的干部，他们也要了解一下宗教，所以我也给他们上课。那几年，我在本校和外面都在上宗教课。

之所以我搞这么多行政工作觉得还可以，和我学生时期有关系。我中学是在香港培正中学念的，那时正值抗战。培正中学现在还在香港，香港的变化太大了，我母校现在只有门口的一个小楼是我读书时候的，后面的都是新建的，我到香港时还去看过，还在校门口拍照留念。我觉得我很多基础都是在中学打下的，而不是在大学。像我几何学得很好，就是在中学里学的。几何对人的思维、推理很重要，中学的基础甚至比大学还重要。因为大学已经专了，中学是个基础，基础中的基础。我在培正中学就参加学生工作了，当常务干事，相当于学生会主席。在岭南大学我是年级班会的主席，我们那个时候人少，同一个年级各个系加起来不过一百人，一个系就十几个人，我们当时和教师来往很多。到了沪江大学以后，我当了校务委员会的秘书，所以我一直都有搞管理工作的经验，有自己的体会。

胡景钟教授近照

到了复旦哲学系，我们的老系主任胡曲园跟我讲，你是不是要当秘书?因为当时没有副系主任，而是叫秘书。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就当秘书了。到1960年，就配副系主任了，所以我从1960年开始就当副系主任，一直到“文革”。“文革”结束后，学校机关里面需要人，调我到教务处当了两年半副处长，后来去校长办公室当了一年多主任，当时是谢希德校长。再后来哲学系讲系里需要人，就硬是把我调回去，1984年到1988年我做了四年系主任。所以我的行政工作的基础是在中学、大学里打下的。

学校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我记得解放前我们搞学生运动，就讽刺当时一些大学，你们不是搞学校，是搞学店，商店的店，是为赚钱的，最近也有这种不好的风气，拼命招生弄学费、贴广告、搞培训班，“大家都快来吧”，就这样做生意。学校应该是培养人、教育人的圣地，不能成为衙门，现在我们这些教师退休以后都感觉到“官气”很重，不能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有一种提法是教授治校，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教授对于怎么培养学生有心得，是有发言权的，校长倒不一定有。所以我对校长也不客气，现在有的校长喜欢到外面去当官，什么主席、人大代表，应该少出去，多关心同学、教师。我在校办当主任的时候就建议谢希德校长，是不是能够多到系里面去蹲点?她同意了，我就让她去生物系、新闻系等系蹲点，问问同学有什么意见、教师有什么困难。如果我们校长热衷于到外面开会，一天到晚在外面跑，是没有用的。校长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学生、了解教师，所以我认为学校不能变成衙门，校长不能当官。作为一个教师，校长最好能兼课，所以我当系主任时就一直兼课没停过。兼课可以了解学生上课怎么样，这个很重要。所以外国很多大学校长也都是兼课、搞科研。

就我几十年的体会，学校就是一个真正育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