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蒋孔阳先生

我和蒋先生在1948年结了婚，我们认识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我有一个中学的同学是他的大学同学，而我的大哥哥本来教中学，后来成为他们大学的老师。我毕业后在一个中学里教书，这个中学就在他们的大学附近，他们就经常过来玩，加上我哥哥也是他们的老师，是这样认识的。他们在中央政治大学，在南温泉，我那个中学也在南温泉一带。在这讲一个笑话:有点巧，我那个中学的老同学是湖北人，蒋先生是四川人，他们是学经济的，蒋先生原来不是学中文的。他们两个毕业分配，因为中央政治大学校长是蒋介石，他们有一点特权，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他被分到银行里工作，两个人都分到芜湖来了。我们认识是在四川，当时他们还没有大学毕业，我比他们早一年毕业，就在附近教书，我哥哥是他们的老师，这样不是就有机会见到了吗?后来我们家就回到了芜湖。他们一个是湖北人，一个是四川人，毕业分配两个人都一道分到我老家来了。巧就巧在这个地方。这真是巧，分配既不是我们做主，又不是他们做主，他就分到芜湖来了。他们两个是外乡人，芜湖是我的老家，所以就经常来玩，就自然地熟悉了，就是这样。

可惜蒋先生走得太早。他人很好，性格很温和。他就是只会看书写书，后来身体不太好。我在中文系是教语言学方面的课。解放初期，斯大林写过一篇文章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样样学苏联，斯大林的文章影响很大，大家都学了，这样我们就兴起了语言学习的高潮。当时《人民日报》有个“语法修辞讲话”的连载，于是许多大学里都开这个课。因为教学需要，所以系里让我担任“语言学概论”的教学工作。日子久了，我发现语言学里面另有一番天地，只是不像文学那么有趣。蒋先生搞美学，年轻人喜欢。我们俩一道出去讲学，听他讲的人总比我多(笑)。两个人一道到一个大学，讲座布告贴出去，一个讲文学，一个讲语言，听他讲的人总比我多得多。但其实，语言学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

濮之珍与蒋孔阳先生

蒋先生后来就是因为《文学的基本知识》这本书受到批判。那个时候政治方面要求得比较高，而且那个时候比较强调阶级性，认为处处有阶级性。比如说，你家庭出身不好，就有压力;你是工人、农民出身，那就比较好。他讲文学课，就觉得像齐白石的画、李太白的诗，好像不是那么很清楚地有阶级性。像李白那首名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个人想故乡这种感情，就分不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差异。这个书就因为这个问题后来受到批判。他那本书影响又大，因为买的人多啊，家里的读者来信也多，好多好多信寄来。我因为搞语言，就太平一点。蒋先生的另外一本《论文学艺术的特征》，有些观点也受批评了。他受批评，一方面是因为观点，一方面可能跟他的家庭出身有点关系。当时他能虚心接受批评的。但蒋先生也只是学术上受批判，没有在政治上给他套什么帽子。以蒋先生的为人，大家对他还是很好的，只是从思想上批评。另外，他本人性格也比较好，人家批评他，他也不生气，也不闹，比较能够接受。批他，他自己在当时也觉得，大家批嘛，总有道理。

我们老一辈人真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字都自己写，从来没有叫人写过东西，从来没有。那么多研究生，连他们来帮忙找资料都没有，都是自己来。我们那一代人在这一点上很特别。蒋先生写那么多书，每一个字全是自己写的。今年2月份，我的一位叫陈四益^[11]的学生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蒋孔阳夫妇》。我们好久不联系，那天在报上看到，我就笑，这是谁啊，都写了一些细节。后来我打电话问报社，他们通知他了，他在北京，是一个杂志的副总编，现在年纪也大了。他打电话来，第一句话就说，濮老师，我是你的课代表。后来我5月份去了北京，到了小女儿家，他来看我。陈四益那篇文章，就觉得蒋先生是一个好的学者，干吗那么折腾他。而且他还有一个感慨，他认为像蒋先生那样的学者现在少了。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有好些研究生现在都是教授了，他们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单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钱的问题，没有房子的问题，也没有车的问题，那个时候都不想这些。不过那也是时代的关系，也不是说现在你们不应该想房子、想车子，但也有不想这些，心比较纯的人。我们那个时候真是一心念书的，一心一意扑到教学和科研上面，所以能多多少少有点创见。

我和蒋先生一起到过庐山、泰山、井冈山，都去过。应该说，蒋先生从60年代书写得太多，在那个时候，有许多想法不适合那个时代。因为书多，名气又响，就老批判他。到了80年代就很开心，改革开放了，他就可以写了。他忙啊，他一方面是得奖特别多，一方面兼职特别多，这里也请他，那里也请他。他是国务院学位评审委员，忙得很，后来没多少时间，就这样还写这么多东西，他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写书。家里我管得多一些，他管得少，所以人家说我也不容易，还有四个孩子呢。

我前几年年纪小一点的时候，复旦的妇委会一直把我拖出来，叫我和复旦的女同学在一起座谈，就提这个问题:你又要结婚，又要有孩子，又要做学问，这个日子怎么过来的?这个问题好多人和我提过。

我5岁多就没了母亲，15岁没了父亲，是哥哥带大的。读大学时条件虽然是很困难，但很想在业务上有点成绩，这都是受老师的影响。我大学毕业后在中学里教书，后来又考上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就应聘来了复旦，所以我的经历很简单，一辈子就在学校，先是坐在下面，后是站在上面，一辈子在学校。我总想要搞出点什么来，这个念头很强。很多女同学结了婚，往往以先生为主，自己就让一步。但我自己不愿意往后退。但是比起来呢，我业务上没有蒋先生写得那么多。这个也是因为我有四个孩子，生孩子生到35岁，那时候叫“英雄妈妈”，不像后来是计划生育。一个妇女在业务上要有所成就，要有点劲才行，不然很容易往后退。我们毕竟有四个孩子，蒋先生应该说人很好，做学问很好，但生活上不能干，没办法帮忙。我也不嫌他，不觉得委屈。他走了已经有十年，我在想，如果有来生，还是应该和他在一起。他后来身体不好，都是我照顾，很辛苦。他后来坐沙发都站不起来，睡觉也是，躺下去起不来，晚上都是我照顾。后来住到医院，我每天去陪他，陪了一年，应该说是很辛苦的，但是不觉得委屈。

旧社会妇女往往没有工作、没有前途，所以我最开始不是很想结婚。觉得一结了婚有家，总是在家相夫教子，而我是想工作的。后来跟他认识以后，也就自自然然地结了。好在他是和我一同努力进步，所以我们后来得了“比翼双飞”奖。他没办法帮我也是真的，但他生活上是要求不高的，吃饱穿暖就行。他就是自己看书写书，也不添麻烦。

我的四个女儿也都蛮好的。北京有个“中国现代文学馆”，好像是巴金提出申请，江泽民主席批准的。他们把蒋先生也请去了，到我们家把他生前的书橱、书桌，还有1500本书都拿去了，说是设立书房永久纪念。我们家除了他的书以外，我的书、孩子的书，全部都陪着他。我的孩子不容易，比你们苦，都插队落户的，“老三届”，都是到农村。我家老二16岁起下放十年，26岁考到复旦，毕业以后去了美国，现在在美国的大学当教授。改革开放后，她们都考上了大学，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