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下心来当好老师

我们都是“文革”以后就开始招研究生，招得比较早，1977—1978年就开始了。现在那批研究生差不多都是教授了。那时候的研究生没有你们现在那么多，人比较少。当时的研究生年龄都比较大，很多都工作过的，后来的稍微小一点。研究生毕竟与本科生不一样，年龄大一些，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我喜欢和他们说这么几句话:第一个就是，来做了研究生，最好要安心。因为都是从不同的岗位考进来，不要想其他的。学习以后，老话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要专心，要找到一个方向。作为研究生，要能够安下心来，能够安心，那总归是有一定成就的。但是要在某一个专业上做出成绩，就要有一点悟性。我希望研究生要安心、专心、有悟性。悟性是挺难的，要有悟性才能有创造性。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另外，我们和研究生关系都比较好，对他们比较爱护，帮助他们、教育他们。这个问题我和蒋先生都是一样的:过去，也会经常有研究一个问题，同学去做，教师名字摆在前面的情况，我和蒋先生没有过。当然并不是说不好，我和蒋先生没有这个习惯。我们自己搞的东西，每个字都是自己写的。有的人会让同学查资料，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好处，只是我们的性格让我们不愿意那样去做。蒋先生写的论文、著作较多，都是自己写的，很少和别人的名字摆在一起。

我曾经有在上“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的时候，带学生去马戏团和聋哑学校观摩，这样做倒是有个原因的。因为那个时候搞语言学理论，有一个问题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过去有一种说法是“思维不一定要有语言”，他们就举例，说像马戏团里的那些狗啊，还有聋哑人，有一种特殊的思维。我们在讲理论的时候就说，人的思维离不开语言，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带他们去看。马戏团的狗认识字，它不是真认识，它认识的是符号，它与人的思维不一样。人的思维离不开语言，人之所以离不开语言，就是因为人的思维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认识过程中，表象有局限，有许多东西没有表象，属于抽象思维，只能通过语言才能表达。人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语言，所以人才能创造发明，动物绝对没有。那时候我为了让学生认识这个问题就带他们出去看，让他们了解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平时上课的时候，我口齿比较清楚，我和蒋先生都有这个习惯，写东西、讲话不喜欢故弄玄虚，不喜欢讲得神秘得让人家听不懂，喜欢讲得浅显一点。我们出去，包括到国外去作报告，我们俩到美国去，我讲语言学人家还是要听的，讲的时候要联系实际，讲得具体一点。有好几个学生，你们可能不认识，有一个华师大的教授，后来做过系主任，叫钱乃荣^[12]，他说他搞语言学就是受我的影响，他留了我的笔记，后来就去搞语言学了。最近他写的书里面又提到，我倒是挺感动。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做教师。我觉得教师这个工作有意义。一是教学相长，自己也可以得到很多。二是一辈子和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有的人不喜欢做教师，但我喜欢，一直和同学在一起，很开心。

现在，我好像一直也没有停下来过。蒋先生在的时候，编了四卷《蒋孔阳文集》，他去世以后，出版社要给他改成全集。我说全集不全，他们就让我编，我就编了一本第五卷，60多万字，我一个人搞了三年。还有我们的书到期了要再版，要修订，我就做到现在没有停过。为了纪念他，我还编了一本像传记性的书，我手上没停过。我虽然是一个老人，总还想能做点事。像复旦搞“雅言杯”也请我去当评委。我觉得人就要这样才行。现在虽然是高龄老人，还是要学习，做力所能及的事。

我是很愿意当老师的，在复旦工作这么多年，我的印象里应该说复旦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我记得我刚来时，有不少的机会逼着我去学习、科研。像每年校庆举行学术报告，我们俩每次报告都有论文的。蒋先生写论文较快，我不容易，有孩子，要上课，还要写论文，但我也一篇一篇跟着搞，没有落过。另外一个，复旦的思路还是挺开阔的。上海市语文学会，我一开始就是理事，望老把我吸收进去了，还在《语文知识》上多次发文章，这些对成长很有帮助。应该说，复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平台，学校很开放，不是闷着的。我年轻的时候，望老办了一个《语文知识》(杂志)，那里面有很多名家的文章，那时我年轻也发了不少文章。这个对成长、对业务的进修都是好的。而且后来望老搞了个研究室，他把我也吸收进去了，对我们的成长很有帮助。我教学、科研都在复旦，我的成长也在复旦。

不过我也实在是做过不少工作，当过中文系的工会主席，当过校工会副主席，还得到过优秀，因为我替大家争了房子，肯为大家做事情。我有这么个习惯，你什么事交给我，我总想把它做好。搞教学、科研，又做社会工作是很忙，我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把别的事情放下，不这样做的话，别的做不了。我觉得教学、科研如果心静不下来的话，是做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