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复旦，我经历了六十几年
我在复旦基本上两三年调一个工作岗位，对学生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也有个人的原因，我不太擅长跟学生有特别密切的联系，这应该算一个缺点。我教书到今年有六十年了。建国是10月份，我教书比建国时间还长一些，每个时期我接触的学生都不同，不是指个别学生，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两三年一个阶段，学生的私人倾向、当时努力的方向、将来发展的方向，都是不同的，显现出时代发展对青年人影响是很大的。
我刚教书是在50年代，那时候教俄语。那个时候国家需要基层干部、基层工作人员，所以那批学生后来到北京去做具体工作的很多。那个时候我教俄语，后来去做了两年俄语翻译，后来翻译组又回到外文系，我就到外文系的俄文组。但那个时候复旦俄语系已经不招生了，复旦主要的发展方向是英语。那是“大跃进”以后了，搞“向知识进军”，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批的“白专路线”，引导青年人向知识进军。当时我是在生物系的一个组，教公共俄语，时间也不长，三四年吧。
当时生物系有两位学生，后来都成了院士。一个叫洪国藩[14]，还有一个叫曾溢滔[15]。洪国藩在上海科学院的生物研究所，曾溢滔好像在医院作研究。之前一批学生把基础建立起来了，当时就开始强调向知识进军，强调专业精神。他们两个就是那一批学生里面的，都差不多年级的，改革开放之后，很快成了院士。在当时这种方针下，青年人很快就出成绩了，所以说中国人真是快，干什么都很快。
到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我们先是劳动下乡，后来“复课闹革命”，到1970年又招学生。从1970到1972年，我又去编了两年辞典，就是《英汉大字典》的前身——《新英汉词典》[16]，用的人应该很多的。那个时候编英语词典是很受重视的事情。因为刚刚从俄语回到英语，要有本词典。词典编了两年，后来，工农兵大学生进校了。我编词典以前是完全停了一段，60年代中期之前进学校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向知识进军”，实际上从中学进来的程度是很高的。但他们大学就没怎么念，有的念到两年级，顶多念到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们中学基础是很好的，这一批人实际上是受影响最厉害的。中学进来以后就搞运动什么的，后来就全部下放到农村，分配工作的时候用一般的话来讲就是分配得比较差。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觉得最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的，就是这批人。他们有的念了大学，后来也工作了，有的根本进不了大学，就在农村。但有些人后来工作也做得蛮好的，包括现在也有些干部，教师也有不少。他们原来底子也蛮好的，虽然受到了影响，也还在各个方面发展。他们自己没有进大学，现在拼命要让小孩子实现愿望。现在为什么全社会都在为考试而学习?就是这批人在影响。他们有基础，没有得到发挥，现在工作得也很认真，做得应该讲也蛮好，但是有欠缺，所以他们拼命让小孩子学习。
50年代刚建国，应该讲是比较按部就班的，做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后来要“向知识进军”了，就比较专业化。1977年开始要考试进大学了，“老三届”讲的就是这些学生，他们是从工厂、农村考试上来的，程度特别好。因为前十几年都没有考试，没有选拔人才，经过一段时间的挫折，到了1977年又开始招学生了，招的这批学生是很知道要学习的。过了十年重新考试，他考得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一直在自学。
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人才就有了，但是很多工作的地方还没有，发展的机会还没有跟上，这些人就往外面跑。当时出去的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公派出去的，其中大部分还是会回来，很多现在就是你们的老师，他们接触了一些新的东西以后回来了。还有一些人，应该说有很多人就没有回来。现在来讲这也不算什么，他们也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因为改革开放发展太快了，你要去适应它。科技或者理科方面我现在不太了解，应该说还是这个趋势，但是在文化方面，在文科方面，国外跟中国的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不光接轨以后不同，我们的传统就跟它们不同。这意味着你要适应、接受它的那一套，你得跟着人家走。我们要在文科上发展，还是要立足在国内，要做出跟他们不同的东西，你完全去学国外的那根本不可能。
到更近一点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我就发现我们什么情况都可以应付，都可以做得很好。改革开放那时候多么困难，跟外国多少年没有接触，而且粗看起来落后得很多很多，现在证明我们做得还不错。若不是我们做得不错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叫什么“威胁论”。我们要是做得不好，那也不会存在“威胁”，他们感觉到“威胁”就说明我们做得不错。
我后来看些历史的东西，发现中国真正太平盛世没有多少年。很多时候都是战乱，战乱以后民不聊生，弄得生计都不能维持。只要有一段太平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上去了，这在历史上最明显的。
最近我对一些事情有一些看法，那就是干事情实在是太快。太快的话有什么问题呢?可能在开放前一段时间，我们有的学生，包括一些青年教师，出去进修了一下，学了些国外的东西回来，事情就应付得比较好，这使得我们很相信他。但是不可能全部靠他们国外学到的这些东西，他们不过在国外待了两三年，学习了一些具体的做法。靠的还是什么?是他们原来的文化的底子。外面学者的东西都不是基础学科的东西，而是应用性的，比如论文的应用、翻译的营销、商业上的窍门。这些你不知道是不行的，但是你知道以后，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它都是一些比较浅层的，深层的还是你自己的东西。
2011年复旦外文学院为程老庆祝85岁诞辰
有一段时间，在过去老的传统下培养的人都退了，剩下的年轻一代跟老的一代都是近年来主动学一些西方的东西，而学的都是如何处理具体事情。现在说找工作都是讲要有经验，你在哪里工作过，要的就是这一层。确实，我要是自己有企业，那我招聘来的，在这一两年要做工作，有事情出来要会对付;要是你进来我要培养你三年，那三年培养你出来我已经倒掉了，我怎么能用你呢?确实现在我们最缺的是经营、营销，具体处理这一类事情的人才。这样的话学生学的都是这一套新式的东西，老师也就是教这一些东西。学生当然要学一套新的学问，老师出去了也是学一套新的问题。两个配合起来，中国的学问都是新式的、有用的、能够实用的东西，全部都一样。但是国外完全不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现在讲中国的经验、市场，他们都不懂，这些人培养出来没有用处。国外是不是全部都往这边赶呢?我在国外呆多了，认识的人也多，国外很多人是反对这样做的。
复旦别的不讲，就我在的这六十年，确实都在上升的。复旦大部分时间我都见证了，复旦现在一百多年，我经历了六十几年。